赵 伟，顾慧卿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重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1]360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Horkheimer, Max)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认为,启蒙运动的显著标志是“系统地研究自然”,从而确立人是自然主人的地位[2]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我们需要马克思的生态学来理解人类世界当前的生态困境，在这个时代，人类以地质力量的方式影响着地球。
(一)自然历史概念与自然批判理论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自然批判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对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的阐释。正如阿多诺在他关于“自然历史”(Naturgeschichte)的讨论中所阐明的，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划定一个严格的边界，本身就是非辩证的。阿多诺在其1932年的演讲《自然历史观念》中首先阐述了这一观点，库克(Cook)等评论家指出了这一观点的核心[3]1。阿多诺在演讲中借鉴了本杰明(Benjamin)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自然历史的概念，对本杰明来说，“自然”意味着任何似乎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历史”相对立的，“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活动范围，是变化的潮流。本杰明认为，历史往往会僵化成自然，成为永恒的定格形象。然而，任何看似自然的东西，总是有痕迹表明它是短暂的和历史的[3]。由此，阿多诺削弱了历史和自然的对立，以至于自然与历史可以相互融合。他写道，自然批判理论的任务是以其最大的历史决定性来把握历史存在本身，在那里历史就像自然存在一样，是最历史的，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去把握自然，在那里，它看起来最深刻和最难理解的自然，就像历史存在一样[4]354。阿多诺认为，物化理论的粗糙版本，其重点是如何把历史僵化为第二自然，只是加强了物化的咒语。自然也是短暂的，这提供了揭穿和批判自然的非历史性外表的可能性[5]。这一观点的总体效果是辩证地放宽了自然和社会的范畴，显示了它们不断变化的结构，以及两者如何趋向于恢复到它们假定的对立面。
自然历史的概念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导致自然支配的单向度增长，这种具有决定论性质的片面解读当作是有益的。正如苏珊·巴克·莫尔斯指出的，这部作品中对神话和理性的处理复制了阿多诺在使自然成为历史和使历史成为自然时所使用的其他平行短语中术语的交叉用法。与其提出反乌托邦的历史哲学，不如揭示一个矛盾的社会现实的真相，从而解放思想。正如在自然历史的观念中，这是通过展示神话和理性对自然的囚禁和对自然的支配如何相互转化而实现的[6]58。
自然历史的思想也帮助我们理解阿多诺关于卢卡奇“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区别用法。启蒙辩证法的一个核心信条是，现代性社会对自然的支配产生了新的约束，因为社会回归到了物化的第二自然[5]253。阿多诺不仅用“自然”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压迫性的第二自然，还用它来指代被第二自然所征服的第一自然：被技术蹂躏的外在自然，以及被同一性思维压制的、沉默的、前意识的内在冲动的领域。有人评论阿多诺在批评第二自然而不是第一自然时似乎前后矛盾[7]39。然而，对阿多诺来说，重要的是批评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在自然强大的地方，历史应该被动员起来反对自然，反之亦然[8]220。这就指出了自然和历史概念的模糊性，其中既有乌托邦的一面，也有意识形态的一面。“自然”代表着必须实现和解的东西，但当它呈现出永恒的、本质的和必要的东西时，也容易浪漫化和意识形态化。“历史”有时是虚构的或意识形态的，如在不可避免的、进步的概念中，但有时它体现了乌托邦的希望，如在自由的概念中。自然历史观不仅是批判历史和自然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具，而且是把握其乌托邦内容或真理内容的工具。
(二)自然实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实践辩证法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要证明马克思于绿色环境政治的有用性，对任何不承认马克思生态敏感性的观点都做了猛烈的批评。福斯特(Foster)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领域辩证法的限定，他认为这代表了一个唯心主义方向的转向，放弃了对自然的研究，转向了实证主义。他的补救办法是复兴伊壁鸠鲁的自然辩证法，以确保在研究自然和社会时方法统一的可能性。卢卡奇(Lukács)提出辩证法本质上涉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否定了恩格斯的辩证法可以延伸到没有主体的自然领域[9]24。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遵循卢卡奇，普遍强调实践和主客体关系在辩证法中的中心地位。由于这些元素很难应用于人类领域之外，只有在自然参与人类活动的程度上，才能用辩证的方式来理解它。福斯特认为，卢卡奇将辩证法局限于人类社会领域产生了两种有害的影响：第一，它导致将自然的研究割让给实证主义；
第二，辩证法不再是正确意义上的唯物主义[10]vii。通过拒绝自然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挖空了唯物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毫无意义[11]8，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自然主题化，福斯特也认为他们没有以一种恰当的唯物主义方式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因此发展了一种几乎完全是人文主义形式的生态批判，缺乏任何生态科学知识[10]245。福斯特声称，辩证法从自然中退出的结果是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和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严重限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正在进行的环境破坏辩论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12]216。
为了避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福斯特回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尤其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7]viii。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辩证法可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都得到有效的应用，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方法是统一的。福斯特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说明了方法的统一性对他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这种统一不能实现，他的批评就会转向他自己，因为他也必须根据自己的论点向实证主义让路，并冒着最后站在唯心主义立场的危险。要想看出福斯特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他关于方法的统一是可能的这一主张，我们就需要仔细审视他试图给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辩证形式的见解。
如何将伊壁鸠鲁主义和以实践为中心的模型结合在一起，而又可以避免二元论并证明方法统一的可能性，福斯特需要证明它们在辩证法的类似概念上是一致的。在证明的过程中，福斯特将如何赋予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以辩证形式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首先，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的转向将宇宙变成了一个以异化的自我意识为特征的自由和自决的世界[7]55。其次，自然和社会的领域是由卢克莱修所谓“死亡不朽”(不朽的死亡，即永不终止的变化)统一起来的。“如果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仍然整合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那主要是通过他从卢克莱修那里得到的不朽的死亡的概念，这个概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唯一永恒的事实是运动的抽象，也就是说，绝对纯粹的死亡。”[7]114再次，辩证推理可以被视为我们认知的一个必要元素，它产生于我们所认识的现实涌现的、短暂的特性[7]232。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使用同样的启发式方法，即辩证法，来把握其主题的运动。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把握伊壁鸠鲁所描述的那种涌现的、短暂的现实的方法——一个涉及偶然性和共同进化的变化世界[7]254。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与人类实践相联系，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思辨唯物主义的批判也是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批判[7]112。然而，问题在于上面三个论点都没有阐明福斯特所提倡的辩证法在什么意义上与实践相联系。例如，“死亡不朽”的概念很容易被批评为一种抽象概念，从思辨的角度来看，这种抽象概念非常容易理解。福斯特后来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实践作用更清晰的描绘，比如2010年的《生态裂痕》一书，作者倡导一种基于感性自然实践与横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观点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生态学相比，这部著作明确地拒绝了思辨唯物主义。一个与实践无关，脱离辩证概念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纯粹的机械神话，本身可以成为支配的工具。我们所需要的是扩大我们对实践宇宙的认识”[8]247。这段深刻的论述表明，福斯特所提倡的辩证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中心的辩证法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它不是狭隘地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然实践”的基础上，自然实践是一个更大的人类实践概念，它包含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即感官的生命[8]230。他们引用了年轻马克思的一句话，即“在听的时候，大自然听到了它自己，在闻的时候，它闻到了它自己，在看的时候，它看到了它自己”[8]227。他们评论说，感官是自然的触觉、味觉、视觉、听觉和嗅觉[8]228，暗示了自然中的一种自我意识或主体性。这种自然实践既与感官有关，又与强调互动和联系的扩展生态视角相关。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与自然是不分离的，生物圈是我们自身存在的组成部分，即使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来改变它[8]246。这种观点不仅是辩证的，强调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而且“有助于摆脱它不断试图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界限的仅仅是社会辩证法的局限”[8]246。换句话说，生态辩证法有可能成为年轻的马克思所要求的统一的单一科学，并保证福斯特所追求的方法的统一。生态学作为一门统一科学的发展，无疑指向了马克思最初假设的有效性，即最终只有一门科学[8]247。基于这种自然实践的思想，福斯特和他的合著者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主体—客体辩证法，感官活动被赋予了一个更中心的角色，而且相互联系的单位被嵌入到了一个更广泛的生态社会领域中。因此，作者主张一种辩证法，一方面强调感官是解放的中心，另一方面试图将辩证调解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态领域。
(三)自然批判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概念的争论
福斯特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自然抛弃于实证主义，而他克服这一点的策略是回归马克思，发展一种基于自然实践的全生态辩证法思想。福斯特把自然辩证法始终建立在自然实践观的基础上，认为自然是辩证的，主要是因为它是实践的对象。与其说是自然辩证法本身，不如说是一种实践辩证法。因此，福斯特实际上接近了他所认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考虑到实践概念在后者概念中的中心地位，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和感性的[13]25,27,38,114。福斯特的论证还存在以下的几个问题。
首先，为了打破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思辨框架，福斯特将其重新概念化为以实践为中心的辩证法。虽然这一辩证法以自然实践的名义扩展到整个人类生态系统，但它与卢卡奇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以实践为中心的辩证法在原则上并无区别，因此福斯特对这些辩证法的严厉批评似乎是不公平的。福斯特在他的理论中也引入了张力，因为他用似乎更客观的辩证法概念补充了这种以实践为中心的模式，从而破坏了他自己将辩证法作为方法统一的基础的尝试。
其次，福斯特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唯物主义，最终走向唯心主义，忽视了唯物主义自身以外的其他形式的存在。然而，实际上，通过客体优势的概念，阿多诺对唯心主义提出了一种可以说比福斯特更为彻底的批判。福斯特的疏忽令人遗憾，因为阿多诺发展他的唯物主义是出于与福斯特相同的动机，即避免苏联式的世界观类型的决定论唯物主义，而不抛弃唯物主义本身[14]256。至关重要的是，阿多诺这样做的方式，远远超过卢卡奇赞赏的事实，即自然超越了主体的掌握，从而打开了承认自然的自主性与主体支配它的企图。
第三，福斯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愿意接受自然辩证法意味着必须把自然的研究交给实证主义的观点是不可信的。自然批判理论为辩证地思考自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中包括利用星座和理论工具来把握自然的历史性，如自然历史和第二自然的概念。这些理论资源指出了批判理论与当今气候正义活动或环境正义运动的相关性，它们经常关注在城市或人造环境中再现的与环境有关的不公正，在这些环境中，要保护的自然或环境很少被人类社会认定为原始或未受影响[15]。阿多诺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自然作为荒野的物化概念上，而是展示了自然和历史范畴的历史变化特征。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重要，因为正如人类世界这个词所表明的那样，人类将自己视为一种致命的力量，威胁着所有生命的灭绝，一种无法控制的可怕的第二自然。库尼亚[15]68指出，人类被呈现为一种盲目的地质力量，比如火山爆发或太阳辐射的变化，是资本主义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化或拜物教形式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与此同时，阿多诺帮助我们看到，即使在自然的假象最强烈的地方，人类的行动也能带来改变的机会。
尽管如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第一，福斯特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通常认为的更关注生态学，这无疑是正确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阐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逻辑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应该受到批判理论的欢迎。第二，不可否认的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自然支配的批评大多是在没有任何真正的生态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12]242，需要更多地关注生态。然而，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更多研究来弥补的问题。
(一)施密特对自然物化(reifification)的批判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坚持自然的社会历史观点，自然存在于与人类劳动的辩证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其唯物主义的基础，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物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文中，施密特对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受导师阿多诺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客观主义哲学意味着历史的物化，必须以正确的辩证方法予以拒绝。“因此，只有认识自然的过程才是辩证的，而不是认识自然本身。自然本身没有任何否定性。否定只会在工作主体的自然状态下出现。人与自然之间才有辩证关系。恩格斯的客观主义，本身就是非辩证的，关于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是机械的还是辩证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学术性的。”[16]195
首先，对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典型特征。所以，一方面，施密特批判恩格斯试图把辩证法则当作自然规律来编纂辩证法，这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规律的绝对客观性教条铺平了道路[16]192。另一方面，施密特断言，马克思的计划与此不同，而且更具有解放意义,“当马克思写到社会的自然规律时，这有一个批判的意义，那就是人们受到一个物质条件体系的制约，而这个体系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并作为‘第二自然’战胜了他们。马克思希望这些规律通过被解放的个体的理性行为所消解而消失，而恩格斯则自然地将人的规律确定在物质自然规律中。”[16]191
其次，施密特对唯心主义的物化的批判明显受到了阿多诺的影响，物化发生在概念脱离人类实践的语境中。最重要的是，可以从对人类和自然之间不可克服的非同一性的肯定中感受到物化现象，施密特指出，这种非同一性甚至在共产主义中仍然存在[16]28,86,158,162。施密特对资本主义的终结也将终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非同一性，这一观点的拒绝引发了争议。他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中，人们仍将不得不与自然斗争[17]157。与《巴黎手稿》时年轻马克思不同，《资本论》时成熟马克思认识到共产主义不能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库克认为，“在晚年[马克思]不再写整个自然的‘复活’。大自然需要巨大的技术帮助和尽可能少的时间和劳动来掌握。未来对自然的开发不会停止，但人类对自然的侵犯将得到合理化。这样，自然就逐步丧失了向战胜它的人类复仇的可能性。”[17]155但施密特并不是说，我们在资本主义中看到的工业家对自然的剥削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在一段与阿多诺有明显共鸣的文字中[18]156，他暗示了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将表现出与自然更和谐的关系：“从这种与自然的幼稚关系的想法中，我们可以挽救的是一种希望，即当人们不再被他们的社会形式所引导，不再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彼此时，他们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外部事物的独立性，即布雷赫特(Brecht)意义上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对自然事物的看法会失去张力，它会有一些斯宾诺莎关于‘自然’这个词的安宁和平静。”[16]158
事实上，阿多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拒绝的是以决定性客观规律的形式出现的辩证法，无论是应用于自然还是社会。对恩格斯辩证法批判的主要目的是不要将辩证法局限于社会，而是采取了双重行动：首先，辩证法通过强调与实践的联系而摆脱了决定论，只有强调实践的结果才是辩证法；
其次，辩证法被认为主要立足于社会而不是自然。然而，脱离自然并不是绝对的。从理论上讲，以辩证的方式将自然理论化有很大的空间，但不是使自然服从辩证规律，而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起来的与社会有关的不确定的辩证法推广到自然中去。
(二)福斯特关于人与自然代谢断裂批判
福斯特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中试图复兴自然辩证法的观念，他应用马克思生态学的代谢断裂概念和伊壁鸠鲁原子论两个理论观点来复兴自然辩证法。马克思论述了城镇和农村之间养分流动的中断如何使土壤贫瘠，指出了资本主义和自然之间的(破坏性的)辩证关系。相比之下，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观点暗示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普遍的辩证法(或者，如马克思所写的，普遍的新陈代谢)的可能性，这种辩证法不局限于人类领域。由于代谢断裂思想和伊壁鸠鲁原子论之间的张力，福斯特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辩证法的描述。一方面，福斯特认为辩证法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开的。这一策略与马克思强调的新陈代谢裂痕相一致，也与马克思强调的辩证法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相一致，从广义上讲，辩证法包括了劳动作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组织方式，再加上资本主义已经吞噬了整个地球，几乎没有留下荒野，这一论点特别有助于确保自然和社会都可以作为同一辩证过程的一部分来把握[11]229。福斯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辩证法原则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中心的辩证法没有区别。辩证法仍将被视为首先由人类实践所驱动，它对自然的适用性是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范围不断扩大的副产品。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可能性，说明了即使没有人类的干预自然如何辩证地发展。福斯特承认，马克思本人倾向于将辩证法更多地与人类实践联系起来，但他认为，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承认辩证法在自然界本身存在运作的可能性。因此，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基本哲学观来看，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正当的。然而，福斯特认为恩格斯过分强调了自然辩证法的决定论和机械论[10]230。
为了重建一个更加开放的自然辩证法，福斯特转向伊壁鸠鲁，他认为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的影响大于启蒙时期的决定论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关键作用在于，它有助于避免辩证法对人类领域的限制，也有助于避免辩证法的决定论概念。与德谟克利特和启蒙时期的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不同，伊壁鸠鲁反对自然界的决定论，他允许原子之间出现不可预测的转向或偏离(卢克莱修称之为“克里纳门(clinamen)”(1)这个词借自哲学家卢克莱修,原意是指原子的偏移能使宇宙发生变化。。因此，伊壁鸠鲁唯物论的特点是开放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决定论的，福斯特参照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成为一个决定论者是可能的[10]2,33。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的影响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尽管它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写关于古代原子论的博士论文，或者他为什么终生坚持研究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10]20。实际上并不是伊壁鸠鲁，而是唯物主义启发了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并导致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和机械主义特征，这种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福斯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机械唯物论的反应过度，抛弃了唯物论，转向唯心主义的方向，福斯特恢复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发展辩证法的原始计划，这一计划受到了伊壁鸠鲁和达尔文等同时代人的启发。
(一)以历史实践与结构为主线的研究策略的差异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简明逻辑是关于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的相互钳制规定的阐述，它也是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逻辑的结构化表达，其主导思想在于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马克思总结了阶级、生产、社会和历史之间联系的概念，还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从而确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线索。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建立了生产、结构和历史等三个主要术语之间的关系。他关注人类生产活动，认为对自然环境、人的本性和社会领域的主动改造，是以参与生产物质存在的社会劳动为中心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持有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实践理论(也被称作是社会实践)，它是以劳动过程为模型的。因此，劳动过程不仅是经济实践的核心，也是非经济(即政治、司法和意识形态)实践的模式。他把生产力定义为生产资料(技术能力、厂房设备、劳动工具、原材料)和劳动力(从事工作的人力，包括技术知识)的总和。结构，即物质体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可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政治、司法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具有特定的运行规律，其产生、运行和退化的原因,特定于生产方式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经济规律。相比之下，上层建筑水平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因素与许多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抽象和形式上，经济基础是逻辑必然性所在，而上层建筑则是历史偶然变异所在。因此，他在1859年的序言中指出，社会通过一系列生产方式(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的进步代表了人类生产力的一种上升，从稀缺到富足，从经济基础的合法演进看其成为基础设施的历史必然性。政治革命、司法变革和意识形态斗争执行(或试图阻止)这一历史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恩格斯所阐明的，经济运动最终声称自己是必要的[19]682。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三条线索:历史、结构和实践。在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成功地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规范视野，即一个被解放的、与自然世界和解的人类社会。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极为复杂，在此采用一种最初由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发展图式作为一种解释工具[20]130-177。哈贝马斯解释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瓦解和为什么瓦解马克思最初的综合理论，并阐明为什么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马克思最初理论统一性的分解。其理念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计划的演变经历了恢复、复兴和重建阶段。恢复(restoration)是指在实践、结构和历史之间的联系被重新确立的情况下，从随后的扭曲中恢复原有的学说。例如，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的经典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尝试恢复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家和领导人通过自然科学的程序重新整合历史、结构和实践。复兴(renaissance)意味着通过改变一个论据的前提来开辟新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采取实践、结构和历史中的任何两个，并改变第三个。重建(reconstruction)意味着对一个论点进行彻底地重新设计，使其目标符合新的前提，换句话说，从头开始思考实践、结构和历史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复兴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有选择地强调马克思结合的要素，并引入新的哲学思想，以新的综合的方式整合这些部分。在回归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根源的背景下，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和历史，使结构概念化。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最感兴趣的是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很快导致了对实践本身的彻底质疑，结果令人吃惊。
法兰克福学派寻求复兴历史唯物主义，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他们对实践劳动模式的批判，并结合了对结构和历史概念的回归，接近于年轻时期的马克思研究志趣。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在对社会统治根源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背景下，对商品物化的批判明显变得更加激进。他们得出工具理性的结论，即具体化计算的形式理性，通过技术进步来掌握自然，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出现了。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生态实践的维度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开创性的环保主义者，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拜物教和异化理论为分析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必要的依据。根据这些作家对马克思所作的开明的新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Burkett，1999;Parsons，1977;Vaillancourt， 1996;Vogel,1988)。毫无疑问，这些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捍卫者倾向于关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在其中，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二)自然主义与建构主义方法论的对立
1971年施密特在《马克思中的自然概念》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社会建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理论。施密特关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在不同于恩格斯时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背景下写就的。与恩格斯相反，他批驳了把马克思阐述纯粹自然主义的那些案例，比如马克思在《神圣的家庭》中说“人类没有创造物质本身”。如果物质事先不存在，人类就不能创造任何生产能力。对此，施密特坚持认为马克思“并不是说这种非人类的现实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无中介的客观主义”[5]71。通过对“自然本体论”的去本体论，施密特不仅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概念提出了质疑，而且还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方面。“关系”是这里最重要的词，因为施密特援引新陈代谢的隐喻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在这种自然观中，劳动成为社会与自然持续互动的中介。更具体地说，施密特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环境转变应负有责任,认为这样一种自然只能通过社会范畴来构建。随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74)就对这种自然社会建构主义进行了概括和具体化。通过《人口、资源和科学意识形态》一文，哈维驳斥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世界观点。他坚持认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特定目的(连同我们所拥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自然界中我们有意愿和方法使用的可用的物质，不足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21]。通过这种方式，哈维设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据称是由顽固的外部自然强加的“限制”上转移开，转而提出生态限制是与任何时候所存在的具体社会经济制度有关。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试图将马克思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环境后果的实际或潜在批评。众所周知，这项工作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全球环境危机”。他们的意图是沿着更“生态友好”或“生态敏感”的路线重建马克思。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对自然相对沉默，更重要的是因为绿色批评家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体现了更广泛的启蒙思想，即把自然置于人类统治之下[22]。奥康纳和阿尔特沃特都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通过这样做，他们也阐明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形式，其中一种体系(经济)得到另一种体系(生态)的支持和反驳。
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1a)和《新左派评论》(1991b)的一篇文章中，格伦德曼(Grundmann)驳斥了马克思关于环境退化的批判只针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他更广泛的论点是，马克思关注的是特定技术的不同影响，在任何生产模式下，因为技术嵌入并违背自然。与奥康纳和阿尔特沃特不同的是，格伦德曼也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给定的技术与一种假定的独立自然相抵触。对他来说，“生态问题只产生于处理自然的特定方式。”[23]此外，他坚持认为，这种专一性只能以人为中心地加以把握，真正的问题不是对外在自然的滥用，而是如何根据人的需要和价值，理性地、自觉地控制自然。正如他所言，“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掌控，根本不会引起生态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起点。”[24]2
奥康纳、阿尔特沃特和格伦德曼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世纪的环境挑战。此外，每一种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目前引发环境辩论的大量以技术为中心和以生态为中心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纠正。与前者相反，奥康纳和阿尔特沃特质疑环境问题是否可以简单地通过“纠正”市场来解决(比如环境经济学就会这么做)，并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广泛、更具生态意味的批判，而格伦德曼则质疑通常与技术发展相关的乐观主义。然而，正如前面论述所指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前面关于马克思与自然的著作一样，与格伦德曼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和绿色的自然观有一些共同之处，即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在本体论、理论和规范上的分离。在奥康纳和阿尔特沃特的作品中，自然主义是为了突出这两个领域的矛盾；
相比之下，在格伦德曼的作品中，建构主义被假定为自然能够而且应该被有意识和安全地控制的物质和话语基础。换句话说，最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仍然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一种世界观中，在这种世界观中，自然或社会(甚至两者)都有可以论证的基础，并证明特定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
(三)后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学与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
福斯特和伯克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批判理论分歧的研究表明，自然批判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两者都超越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僵化的二元对立。国外马克思主义也高度关注生态问题的社会政治维度,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现存制度本身。接下来，本文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生态危机分析中的社会政治学问题进行概括。
伯克特和福斯特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忽视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将给资本主义本身带来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忽视了同经济剥削和生态退化进行统一斗争的可能性。虽然笔者同意自然支配所产生的矛盾值得更多关注，但这种批评只是部分正确。当谈到内在自然时，自然的支配会产生矛盾这一观点显然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及马尔库塞的中心思想，没有理由不把这种洞察力也扩展到外在自然，因为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一样的概念是非同一性的。虽然施密特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个完美的自然支配的社会，但如果因此认为他放弃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自然建立更和谐关系的希望，那就错了。他应该受到批评的不是拥护普罗米修斯式的苏联工业主义，而是他未能对关于后资本主义与自然斗争的想法、与苏联式的不同之处做出明确的解释。这就是施密特的弱点所在，因为他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1970年版《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他增加了一个新的序言。一个解放的人类不应盲目地追求对自然的支配，而应以支配其与自然的关系为目标[25]104，与本杰明的话相呼应，他在序言中说，马克思想要的不仅仅是在数量上增加人类对自然的掌握，而是“……整个社会对自然的掌控。这种支配当然仍取决于工具理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将最终确定这些功能，并使它们服从于真正的人类目标，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将因此从同时支配人类的诅咒中解放出来，从而使盲目的自然历史的统治永久化”[16]13。
施密特的澄清并不能证明其作品的戏剧性段落是正确的，他似乎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用巨大的技术手段来驾驭自然，从而剥夺了自然为人类战胜自然而复仇的可能性[16]155——所有的构想都暗示着与自然无情的斗争。人类必须劳动，或者说自然必须是一个必然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是一种长期对立或支配的关系。此外，用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来支撑这样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是有悖常理的。阿多诺从不片面地谴责那些浪漫地渴望完整或统一的人，他同样强烈地谴责了相反的观点，即现代工具理性压制内在和外在自然的观点。
作为对施密特的纠正，我们应该回顾阿多诺和其他批判理论家的许多论述，他们预测在一个组织更为合理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自然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彻底的转变，这是马尔库塞[26]59-74首先想到的，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杰明和布洛赫也有大量的阐释。这里设想的是，人类从价值法的咒语和不断扩大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将不再被迫破坏自然，而可能选择限制其力量，或使用它们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境(3)生境(habitat)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生境是由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综合形成的，在这里，我们在非生物环境的意义上来使用生境。。这些乌托邦式的期望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立的，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了它们的实现。正是为了与这个社会做斗争，这个社会总是利用真实的自然来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并通过将社会进程呈现为自然而否定了人类的行动能力。
综上而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与自然批判理论都聚焦于如何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理解自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伯克特和福斯特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生态学与辩证法的观念之间的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概念的不同理解。福斯特试图使用伊壁鸠鲁式的辩证法模型，以确保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方法的统一；
而以阿多诺为例的自然批判理论为把握自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工具，批判理论的贡献包括对自然和社会范畴的辩证研究，以及基于“客体优先性”的彻底的反唯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批判理论的许多批评，特别是在唯物主义和对自然进行辩证思考的可能性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几个基本观点，至少也可以从一个自然批判理论的立场来很好地解决。虽然后者并没有像福斯特或伯克特那样直接解决生态问题，但它拥有这样做的理论资源。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批判性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然辩证法的阐释，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有利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的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美育学刊(2021年2期)2021-04-01Δ 9-Tetrahydrocannabinol Toxicity and Validation of Cannabidiol on Brain Dopamine Levels:An Assessment on Cannabis DuplicityNatural Products and Bioprospecting(2020年5期)2020-10-29阿多诺对前卫艺术创作技法的批判艺术探索(2019年1期)2019-04-17李大钊及其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戏剧之家(2018年3期)2018-05-24高君宇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理论·下(2017年8期)2018-03-30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马克思主义观解读中州学刊(2017年1期)2017-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