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升 王朋朋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西方现代化历史性先在的客观语境下所开创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蕴涵着高度的主体自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价值和世界意义，需要在祛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势遮蔽中充分彰显其何以生成、如何展开、为何成功的主体性内省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出场开启了一条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模式的全新社会发展道路，丰富和拓展了人类社会迈向更加文明进步状态的思路和视野。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融汇最广泛人民智慧的主体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自觉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表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主体性引领，是历史唯物主义交往实践归旨的生动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追求全球差异化和谐共在的主体性建构，是引领和推动人类世界历史迈向更加文明进步发展阶段的重要力量。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彰显出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在事实观照与价值追求相统一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存在方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不同民族特殊实际的深度遭遇中成功开创了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新的可能性，在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上推进并拓展了旨向人类自由解放的现代化探索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破除了西式现代化基于事实先在优势而形成的价值话语霸权，丰富了人类社会迈向更加文明进步状态的现代化发展思路，昭示了“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更需要中国”的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充分彰显，蕴涵着在交流互鉴、平等承认、包容发展中孕育生成的高度主体自觉。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式现代化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在工业化的急剧扩张中催生了普遍的“现代性意识”，并伴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彻底瓦解了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生活结构，最终因循一种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资本扩张逻辑自恃为人类现代性文明进步的唯一版本。“现代化”等同于资本化、西方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了固定信条和思维定势，西方文明似乎也成为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可以参照的唯一样板和范本。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指出：“最初在欧洲出现的这一新文明，后来扩张到全世界，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的国际框架或体系，每一种国际框架或体系都基于这一文明的某些基本前提，并且每一种都根源于它的基本制度维度。”(2)〔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0、22页。由此，在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文明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中心与外围、主流与边缘的不平衡、不均等状态背后隐含着西式现代化基于资本扩张而形成的封闭而独断的主体形而上学霸权：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和军事上的统治地位而对后发国家、民族和地区形成了对象化支配关系，“西方”作为绝对主体而将“非西方”视为有待征服、改造、优化、提升和完善的“他者”。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克莱·G.瑞恩指出：“权力意志几乎总是把自己装扮成是好意地关心他人，是无私地希望改善社会或世界，于是伴随着对帝国之渴求的便是如何让世界更美好的高尚动人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如此善良和广泛，以至于让人觉得那些肩负实施重任的人们理所应当具有无限的权力。”(3)〔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西式现代化内含的主体意识是一种遮蔽他者意义的封闭独断论倾向，渗透着资本逻辑扩张与支配的权力意志。可以说，在西方所主导的“一元现代性”背后是对非西方国家、民族和地区之社会自主发展地位和特定文化自足演化的无视、掩盖和遮蔽，隐含着西方文明在自身演进过程中狂妄自大、恃强凌弱、强势扩张和暴力征服的霸权逻辑。
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资本主义虽然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但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并非“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各国现代化的现实实践和价值追求呼唤那种真正意义的主体性出场的饱含活力与张力的间性和谐共生关系。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以绝对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因本性使然实现了人之存在方式的交往实践转向，但这种交往实践的反身性始终无法使主体性得到现实的展开和自我的重构，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充满了占有意味的不平等关系不断加剧的偏执一端和霸权征服，根本性地抹杀了由主体共同在场所推动的由此在向共在的可能。于是，那些带有丰富意涵的民族个体话语在这里沦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然无声的他者，总会在试图向外自我伸张从而摆脱主体间性问题纠缠时遭受先验现代性话语空间的压制。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就必然既要在“为主体性”地显现民族特色又要在“超主体性”地达致他者中突破西式现代化逻辑制造的主体困境，在克服单一主体性中创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积极平等、交融相通的和谐共生关系。正如艾森斯塔特在其所力主的“多元现代性”理念中所指出的：“实际的发展表明，在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家庭的领域——不断呈现出相对自主的维度，它们在不同社会及其不同发展时期以不同方式汇合到了一起。”(4)〔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0、22页。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出场顺应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开启了一条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模式的全新社会发展道路，丰富和拓展了人类社会迈向更加文明进步状态的思路和视野。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自觉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充满历史主动精神的正确领导上：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中、在旧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困顿迷茫中、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中，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丰富了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理想图景，书写了以不屈奋斗、勇毅前行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发展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世界一直处于同频共振的有机互动关系之中。在资本逻辑野蛮扩张的西方先在性现代化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人民建立起现代化与中国道路之间的本质联系即在于以一种极具包容性的主体间性思维创造了兼有世界视野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形态，这不仅破除了西式现代化所预设的美好生活未来之抽象统一性的迷惑幻景，而且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通进步中肇始了新全球化时代的全人类和衷共济的共生共在状态。习近平指出：“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70页。中国式现代化昭示着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品格、洞察世事的智慧和奋斗筑梦的勇毅，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必将创造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辉煌和荣光。
秉持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理念，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充分肯定独具特色的民族自我主张又充分融涵他者发展的合理诉求，反对主体极度膨胀的西方现代化对于生存资源和发展要素的强力独占，内蕴守望相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携手共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向。中国式现代化旨向真正世界历史文明进步趋势的主体性价值规范以差异性主体的对话协商、和谐共在的方式推动了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间平等承认的普遍交往关系，为人类趋向更为文明进步的未来廓清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以胸怀天下的眼光和视野顺应和推进了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客观趋势。习近平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的现代化实践因其道义优势、理念优势、发展优势未来必将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内蕴人之主体力量的积极成长和不断强化，必将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主体普遍在场所释放的友好及活力中优化完善“天下一家”的美好世界。
作为一种自由解放话语，西式现代化在打破传统社会的自然依赖及宗教压迫等非理性束缚中极大地彰显出人的主体性，在融涵价值取向、生活风貌及历史叙事等全部方面的变革实践中凸显了“人的解放”这一现代化的本质规定。然而，在这种人之主体力量极度彰显的背后是“现实的人”之历史性、实践性和真实性遭到资本逻辑的无情掩盖和肆意遮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性虽然以大写的人战胜了至高无上的神，去蔽了前现代化社会的人受制于自然之力的蒙昧状态，但却在逐利本性中造就了人之原子式的资本性人格特征，结果陷入到了对利益的无限追逐和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持续撕裂之泥沼之中。这一由资本逻辑所操控的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体现为人对自然的无限攫取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纷争，这是以祛除了个性差异的经济标准为根据来规定自我存在的抽象化主体预设，并由此在社会结构上造就了黑格尔意义上“需要的体系”。这即表明，资本现代性所奉行的“原子化自我”这一抽象主体无法在人性的丰富向度上建构现代社会，终究难逃因肤浅化、利己化、“没有独立地位”的个体所造成的无内容、无活力的“虚假现代性”。
以现代化之名将那种抽象的“原子化自我”均质化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主体，资本主义文明在最大化的形式平等中编织出普遍交往的利益联结关系并释放生产力进步潜能的同时，也在虚置人的真正主体性之中造成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和存在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如此，具有操纵力量的资本在降格主体性原则中暴露了其意识形态企图，这种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纯粹特殊利益夸大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经验，由此在充满了压迫、冲突、异化的社会现实中日渐削弱了人之主体最为根本的创造潜能和独立价值。据此，破除资本现代化的虚幻图景首先要批判并反思其存在的主体性根基，剥离那种笼罩在人之丰富性意涵之上的资本无形之手，从现实性社会关系出发消除资本逻辑炮制的“主体幻象”并纠偏那种忽视人之根本利益、具体处境及个体差异的现代化发展观念。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在现代化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排斥充满了先验设定、抽象假设等唯心主义色彩的一切偶然性因素，认为社会进步归根结底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活动或活动的关系”(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520页。。如此，现代化进程由低级向高级演化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发挥能动性的自然结果，体现出主体性力量经由对象化实践为历史“立法”的能动原则，这是一个受到条件制约的现实的具体，而非一种单纯的经济形式上整齐划一的主体假象。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520页。因而，现代化究竟以何种形式呈现并不是来源于资本主义那种所谓的先在的逻辑预设或完美的自我设定，而是在关注实践主体或行动主体的个性特征中摈弃利益原则的遮蔽，亦即直接表现为现实的个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自由创造及实践智慧的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正是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创造伟力实现内生发展、保持独立自主的历史结果，是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真实呈现，体现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的历史进步必然。
遵循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解放真谛上升到现实性存在的本质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现实的人”所内蕴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统一性主体内涵，从而把现代化本质与人的解放真正地结合了起来，并进一步将人由价值主体提升到价值主体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9页。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彰显了人民群众群策群力、戮力同心、不懈斗争以推动社会关系变革及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自觉，这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及中国特色的根本所在。在主体意识日趋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中，人之具体性、丰富性意涵在生机勃勃的时代语境及交往关系中不断得到积极性释放与成长，真实地呈现出现代化对人的生成过程。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之存在从委身于毫无节制的资本的任由支配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最广泛的历史主体不再因利益原则胁迫居于现代化之外，而是将自身实践的产物和结果作为实践创造的前提进一步焕发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构成了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马克思早就断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两层基本含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在此意义上，旨向自由与解放的真正主体性绝不是被固定在生产体系上的某个抽象性环节，也并非受制于经济利益一味地向外征服的意志冲动，而是在超越资本逻辑对人的形式化、原子化规定中的具体性、历史性生成，内蕴主体自我认同及主体间相互确证的积极成长过程。遵循这一根本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主体存在于更高层次上能动地发挥实践智慧的过程，这是一种确保人之丰富意义不被遮蔽、占有而彼此证成、相互激励的文明进步大道。所以唯有这种经由对象化实践活动而重建自身的主体才真正是现实的存在，这是人之本质摆脱了原始的直接统一性而真正得到尊重并充分发展的自由自主，根本上不同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被利益原则所禁锢和窒息的被动存在状态。正因如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页。。
在全球现代化的文明坐标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强盛扩张占据着话语轴心并炮制了“自说自话”的自我和“沉默寡言”的他者，以一种所谓的作为元价值的“普世价值”给出了关于现代化价值话语最彻底的统一性解释。在这种西方与东方、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二元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建立起总体性的统治致使世界文明整体不自主地断裂为燃烧着理性之火的西方和坠入黑暗深渊的东方，在价值不对等的极化关系中扭曲了西方历史镜像下的存在自然。但实质上，“他们只是文化的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于东方，是人间的半神，而还不是东方人民的觉醒主体。……当东方民族作为文化觉醒和自强主体尚未真正出场时，他们仅仅是‘代位出场者’”(13)任平：《全球文化坐标的轴心东移：文化自觉与中国价值的崛起》，《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作为一种以价值强暴取代文化差异的话语体系，“普世价值”为“西式”现代化自视为优于无言客体的“第一世界”、“中心世界”提供了充分的霸权理由，而那些被迫边缘化的民族群体则时刻表现出带有反叛倾向的自我警觉。在此价值体系所形塑的秩序格局之下，现代化有的仅是西方对东方的抑制、强者对弱者的占有、中心对边缘的压迫，而真正的东方民族文化价值主体则因难以在获得承认的意义上出场而沦为“权威代言人”。因此，对于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实现价值传统的现代化再生不是民族原初语境的简单再现，也不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粗略复制，而是对民族价值内核新的现代性重写和创造性转化。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应运时代潮流发展趋势而生完成了中华民族由文化自我向价值自我的转变，不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要素并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实现了现代化的价值范式转换，而且最终在多元主体互动的基本规定中解除了东方民族长期遭受的价值自我伸张的限制。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75、425页。，并主张：“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75、425页。。创生了我、你、他三位一体“视域融合”的平等对话空间，中国式现代化依托全人类共同价值刻画了自我表达、和谐交互、共生共进的文化身份，在心灵深处开启了自我解放的话语通道。这一通道的形成不是简单地经由外部反思而选定的价值框架，而是发生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并以“否定的辩证法”扬弃了西式现代化抽象价值命题的必然结果之中。
近代以来，充满着追赶西方现代化的焦虑和对落后的恐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以自决式的内省逻辑历经对中华民族价值内核的全部弃绝到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再到创造性激活的态度转换，历时性地呈现出价值自我如何在继承传统、弥合断裂中“反叛”并“突围”西式现代化而实现由“中心-边缘”式对抗到“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解新视角。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这一现代化道路在融入独特的文化历史尺度中描刻出了东西方现代化相异本质的“价值间距”，那就是民族主体不再是现代化被动意义上以洋为师的“效仿者”，而是在民族文化觉醒中伴有强烈畅所欲言冲动的“言说者”，这是对西式现代化价值理念所融涵的进步因素在批判发展向度上的大跃升、大超越，也是对民族内生的独特性现代化要素的大融通、大实践。这即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囿于其主体形而上学霸权逻辑所实施的对同质化客体的“礼遇”及对异质化客体的“排挤”终究难逃内部矛盾自爆的没落窘境，而中国式现代化勾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主张，始终向各民族文化主体敞开着动态的而非静观的价值单元的自我言说空间，进而以各民族的共说共话彰显了和谐共在这一根本价值取向的引领性意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创生了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共同生活空间，“生活世界构成一个视域，同时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1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由价值自觉到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价值主体范式变革意义上完成挣脱西方现代性之网的世界性难题，根本在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置于现代性建构语境之中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提供了深厚滋养和基本理据。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14页。全人类共同价值贯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变革了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地平线”，在将“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因素引入现代性含义之中的同时，循着现代性批判视域以知识化的价值理性话语取代了工业化的技术理性话语，并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中开启了与经典现代化(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完全不同的“新”现代化。因此，在多元价值不断交锋且“普世价值”依然强势扩张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势必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照亮人类美好生活的共同未来，这既会在将他人的见解融入自己的整个见解之中达成“理解的统一”,也会在由我言说的自主中去蔽任意定义、他者转述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彻底转变现代性之言必出“西方”的不合理规制。
人之主体意识在传统向现代漫长演进历程中的不断觉醒直接表现为在挣脱羁绊、平视他者、相互融涵过程中生成的共同体生活联结，这是主体于共生共在的主体间性意义上更为文明进步的存在状态。起初，人们因血缘、地域等自然关系联结生活于家族共同体之中，因天然尊长的伦理法则被强制性地纳入等级制作为“消极主体”，只能基于自然力差异凭借先天规定了的身份在同质化的生活中取得社会承认，在“我”被迫式地统一于压迫性权力中最终消融了独立个体意识。如此，主体性与共同体意识彼此对立，共同体仅仅呈现为因相互的天然认识和本能喜好而联结的“自然人”与“自然人”的关系，不仅具有“弱”的共同体意识，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排斥“异族”的强烈自然演化特征和“父性”普遍文化状态的“虚假共同体”特征。但在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弱化血缘性联结驱使人走出家族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体之后，不仅个体因经济依附的需要以彼此间的普遍联系和持续交往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共同体也以一种特殊的“共同力”聚拢了茕茕孑立的个体并使其在公共社会领域完成现代性的自我启蒙，一定程度上蕴含着由“个体理性”到“社会理性”再到“共同体理性”的实践张力。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社会大生产首先实现了共同体生活联结的明确自明性，那就是以“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页。的文明面扩大了社会生活共同性的基础，并在生产力的可靠性进步中将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中激发了由纯粹物质动机所驱动的人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社会以尊重的维度赋予了全球各民族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生活习惯等经验事实共同性意义，在现代化国家由彼此间“认识”到“承认”中实现了对分散式期望的叙事性整合。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生活仅仅是被共同体象征意义所掩盖起来的意识形态企图和盘算，是一种充满了目的理性的行为主导范式。究其根本，资本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价值立场伴随着主体间冷漠和社会关系对峙不断加剧的危险，无法为更高文明意义上的“共同体主义”规范主体自主化的生活条件，实质上在对象化世界的支配性存在中导向了一种失去对话性视角的“反主体性”倾向和“真正共同体”的缺位。因此马克思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
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由此种现代化悖反逻辑所启示的深刻道理即是：现代社会不仅仅是物质增殖的生产力实现，更要在促成优良的公共秩序中建构起人性整全与完善的文明美好家园，全人类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需要那种主体间基于平等关系而孕育生成的对话协商、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真实共同体生活。
以全人类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为本位，中国式现代化表达的是基于共同体理性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实践智慧，是对启蒙现代性内在的个体与共同体结构性矛盾的深度反思和理论重构，是将那种被“西式”现代性以形式化在场的主体性所隐匿了的共同体生活意识重新复苏的道义规范。伽达默尔指出，“人应该对某种人类团结由一种重新觉醒的意识，慢慢地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来认识。”(21)〔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76页。坚持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全人类共生共在的关注中不仅真正体现了类主体意识的自觉，更创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有助于全人类差异化和谐共在的“真正共同体”现实实践形态。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75页。中国式现代化关联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使实践主体走出了在普遍交往中所遭遇的共同体失语的矛盾和困境，在重构社会化个体与对象化世界的“共同性联结”中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一体化力量使主体克服了交往关系的有限性，在根本超越“西式”现代性共同体空有“复数”形式的基础上展示出了和谐生活世界的“归一”式结构。
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23)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于万物一体的存在论根基，所建构的并非那种为了利益交换而达成的表面的、脆弱的、偶然的间性关系，而是基于交往理性所实现的人向共同体生活的复归，是特殊性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解，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分裂难题的一种反思现代性。修复了现代化交互性个体“一”与“多”的“共同感”，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往“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的高级样态和现实进路，“这一前提是指一个和谐的把‘我’吸收进群体性的‘我们’之中的过程”(25)〔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张曦、孙逸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221页。，意味着由传统社会“放大了的共同体”到近代社会“放大了的自我”再到“个体-共同体”互不僭越的和谐共生，这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超越西方现代化图式的主体性自觉生存觉解。由此，“我”将在被强化的主体间性中与共同体建立起积极性的构成关系并体验到强烈的自我充实，最终流连忘返、和谐生活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之中。
各国现代化都是植根于本民族发展实际、历史传统而自主创造的产物，带有自为的主体目的性特征。在世界历史意义上，西式现代化以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强力渗透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为各民族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但也因主体形而上学霸权所造成的社会撕裂、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一系列现代性矛盾症结日益变得不堪重负。因此实践证明，历史先在的西式现代化不是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唯一进路，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需要在主体自觉、自省、自创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根本性批判和扬弃性超越。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6页。如是，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以往现代化的不合理性并具有自我创造、内在超越的生成本性，这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基本规定并在实践中构成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依托人之社会历史主体的感性存在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自觉呈现和展开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特质，在彰显自强不息、探索创新、开创未来的精神气质中为促使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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