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萌 刘际昕
（1. 中央团校 党的青年运动史教研部，北京 100089；
2.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
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世界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展现了多样的现代化探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13-1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了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新路径，开辟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新模式，实现了东方古国的现代文明转型，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最初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的”[2]。在世界历史上，西方国家首先实现了由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迈入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在资本驱动下的内生性现代化，资本的逐利性贯穿始终。暴力的运用是资本逻辑下加速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主要方法。因而，资本的掠夺性、无序性和扩张性赋予了西方现代化道路血腥暴力与殖民扩张的特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西方海外殖民扩张，“为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3]23，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却因此遭受了残忍的殖民掠夺。“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4]864。而在海外财富的争夺中，西方国家间的战争冲突屡见不鲜。“由工业革命引发的西方列强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彼此之间形成联盟体系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5]，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国家间的竞争和对全球的掠夺达到了顶峰。
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对应资本主义现代化所秉承的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突出特征在于，一是将资本逐利的合理性上升为个人核心权利，“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4]864；
二是以价值观层面的普遍性原则构成了西方对外干涉的道德基础。基于西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所形成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的超国家性，使得任何不接受这一价值理念的国家都将被视为“非法”和“不正确”的。而这两个特点在国际层面则表现为“扩张”思维和“零和博弈”逻辑。资本对利润的追逐驾驭了个人对财富的追求，使得对外扩张具有了价值层面的正当性。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剥削压榨在利益的驱动下具有了合理性。而资本逻辑下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间的对立关系造成了国家间的“零和博弈”。“采取霸权主义指引下的扩张取向和掠夺行为，其必然逻辑是强权政治横行、对外战争频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间对抗”[5]。在资本的裹挟下，自由主义霸权为西方国家的扩张行为和强权政治给予了道义的合理性，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了“正名”。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围绕自由主义霸权而引发的意识形态对抗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之中，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特征都还强有力地存在着”[6]86，西方现代化至今仍受困于资本的扩张性与无序性之中。
与西方殖民扩张式现代化的起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源自于西方现代化的全球扩展所带来的殖民过程，肇始于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民族苦难。现代化开端的不同使得中西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迥异。由于殖民主义曾长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因而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无比强烈，同时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清晰的认知，即：以优先实现工业化来保障国家独立自主、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1949 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7]1437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驾驭资本、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和平发展的关键。不同于西方在资本驱动下的对外扩张与对内压榨，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卓越的政治领导能力成功驾驭了资本的扩张性与无序性，管控了资本的发展方向，以有计划的发展为资本的运用规划了生长路线，以举国体制推动了重工业优先的现代化进程。1949 年到1978 年，中国创造了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13.5%的高速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充分运用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以政治整合带动社会整合，有效管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与危机，在不断增进国家工业实力的过程中兼顾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与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同向同行，革除了旧社会的顽疾，平衡了城市就业与农村生产，带动了广大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以内部积累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桶金”，走出了与西方殖民掠夺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新路。
在价值逻辑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驱动与西方现代化所形成的自由主义霸权具有根本性不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18。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逐利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全体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8]。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扩张性和超国家性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和谐共赢”，倡导“协和万邦”“贵和慎兵”，尊重差异、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排他性价值对立具有根本性差别。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现代化模式曾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效仿对象。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影响，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经济曾长期发展缓慢。即使在1920 至1925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国内的工业产值仍未恢复到沙皇末期的生产水平，“工业总产值也只达到1913 年的75%，生铁产量达到1913 年的31%，煤炭产量达到那时的57%，石油产量达到那时的77%”[9]。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围剿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威胁，斯大林时期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迅速提升苏联的国家实力，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上“集中体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10]。同时，实行农业集体化道路，通过加快农业发展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保障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原材料等。在政治方面，苏联同样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以强大的行政手段保障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推进。通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政治、经济体制，集中力量保障和发展工业生产，苏联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这与同期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到1937 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已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能量。
虽然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曾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了显著效能，但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弊端。首先，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二战结束后逐渐丧失优势，经济结构失衡，灵活性差且效率低下。为集中力量发展工业，过分压榨农业和农民，工农“剪刀差”现象长期存在。这种经济发展上的弊端最终集中反映为广大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得到改善。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轻工业产品供给不足，国家产业结构畸形，缺少国内消费驱动，国家工业发展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国家长期以压榨农业换取工业发展，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断下降，人均消费水平从1917 年世界排名第7 位降到1990 年的第77 位。其次，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导致体制僵化，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长期被漠视，大量利益集团滋生侵吞国有资产，苏联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11]3。由于苏共缺乏自我革命的能力，固化的利益集团导致特权阶级的出现，最终使得苏联人民对苏共执政能力丧失信心。最后，由于经济上发展乏力，人民生活无法改善，加之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苏共逐渐丧失了群众基础，最终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全面崩塌，最终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1991 年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最终走向破产。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现代化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苏联模式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苏联经验的全面学习阶段。1953 年，中国制定了“一五计划”，大力推进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现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对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12]366。中国开始了基于自身国情与国际战略环境特点的现代化探索，并逐渐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超越了“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器物”层次，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了新高度”[1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1]20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式现代化吸取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经验教训，根植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实际，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径。一方面，中国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了最广泛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国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引导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兼顾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秩序与活力。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现了对资本的驯服，既能合理运用资本推动现代化发展，同时又能有效管控资本的扩张性和无序性，防范经济与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从制度和实践的全过程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与历史传统所滋生的沉疴痼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竭动力。高度的历史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关键。“通过自我革命来破解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革命性锻造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现质的飞跃”[14]，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了苏共后期党内腐化、脱离群众的问题，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铸牢党的执政根基，将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后发现代化国家是指现代化起步较晚，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后才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动因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源于自身社会内部的驱动力，而是外部的冲击和挑战背景下的被迫结果，所以也被称为“外源的现代化”[15]（132）。“拉美是欧美之外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地区，原因在于拉丁美洲被发现之后就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16]250。自19 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拉美国家先后实现了国家独立，同时开启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拉美国家曾经创造了惊人增长速度，但其现代化模式却成为了长期困扰发展的陷阱。早期的拉美国家凭借较强的自然禀赋，大量出口矿产资源、农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品，获得了极大的收益。但由于过于迷信西方经济学的贸易优势互补论，使得经济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小伙计”[17]226。当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后，由于市场、金融和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使得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驱使，国家看似独立了，但外部的情况一有改变就会严重波及拉美内部”[16]254。难以摆脱的经济依附与政治衰朽之间紧密相关，频繁的军事政变与泛滥的民粹主义使得拉美多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普力夺”现象。高速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出口繁荣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政治动荡成为常态。政权的频繁更迭进一步加深了国家发展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虽然拉美国家曾以进口替代模式试图改变经济依附状态，但是由于政治权威丧失，国家长时间深陷独裁与混乱，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能力缺失，因而难以施行长期性的现代化战略，进而导致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维系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依附仍根植于拉美现代化之中。拉美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权威，相反还在纵容了寡头集团的发展，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又在滋生着新的政治动荡，依附病和衰朽症成为困扰拉美国家现代化的恒久问题。
在中东地区，石油的发现和2010 年以来的中东剧变无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历史坐标。石油产品的出口让中东诸国从此踏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家现代化进程步入新的阶段。而2010 年以来的中东剧变导致了多国政治衰朽，现代化发展遭受空前打击甚至长期停滞。在20 世纪初，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多地相继发现油田，自此石油便与中东现代化密不可分。石油的开采为中东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富，但过度依赖原油出口也使得国家发展严重依附于国际市场和国际体系。例如中东地区的重要产油国伊朗，2018 年在美国撕毁伊核协议、重启制裁后，伊朗日均原油出口从4 月份的260 万桶急剧降至10 月份的110 万桶[18]。石油出口受阻导致伊朗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失业率持续攀升，通货膨胀严重，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2010 年以来，在西方国家的干涉与煽动下，一场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中东剧变，致使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多国政府接连垮台，各国政治衰朽频发。据盖洛普民调显示，当前64%的突尼斯人不信任本国政府。与此同时，这场剧变导致中东各国经济遭到重创。2010 年至2019 年，突尼斯GDP 下降12%，人均收入下降18%，青年失业率达30%[19]。盲目仿效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忽视本国政治发展实际，造成了中东国家“普力夺”现象的频发，政治衰朽使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政治权威的丧失导致国家长期动荡，国内的政治博弈带来持续的社会动乱，国家现代化进程陷入停顿。
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关键。“先建立一个现代政党，再由政党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并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便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20]。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唤醒、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定地走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特征与政党特质使中国形成了与很多后发国家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沉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尚未拥有掌握自我命运的能力，更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21]。近代以来中国的悲惨遭遇证明，“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22]1080。因此自中国式现代化开始起，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具有完全主权的中国诞生了，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发展的第一步。1956 年的中共八大系统分析了当时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初步形成了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自我探索。1987 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22。当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已建成门类齐全现代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建立广受人民信任和拥护的政治权威是先进政党得以持续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演进，克服了后发国家的“政治衰朽”问题。在长期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革命事业始终，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忠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第一次实现了当家作主。“人民”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量的根本来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知，提出实行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1]8。特别是通过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了人民群众的行动自觉。
纵观世界现代化历程，国家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关键在于实现了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最早开启现代化原始积累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真正走向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却是英国，其中关键就在于光荣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变革推动了英国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没有新的原则在17 世纪的成功实施，就难以想象英国社会如何能够在18、19 世纪和平地实现现代化”[23]14。文明的转型使英国克服了封建思想，变革了专制的社会结构，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思想领域的解放，才能真正推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只有这种结构性的变迁，才能够真正赋予现代化持之以恒的动力。确立现代的政治原则与文化价值，是区别于传统社会彻底迈向现代化的分水岭。马克思指出，在西欧“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会曾经把工商业看作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的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24]341-342。1848年欧洲革命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席卷欧洲，全面开启了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按照工业文明的蓝图重组社会，成为了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虽然这其中经历了旧势力的猛烈反扑与社会动荡，但现代文明的种子却成功扎根，成为推动欧洲现代化的源动力。
对于延续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政治秩序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内嵌互构使得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格外艰难。先进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是迫使文明古国踏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在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剥削下，文明古国的现代化必须同时面对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文明转型的历史任务。传统是文明古国大一统的基础，是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集中表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需要大一统的价值文化来赋予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价值无疑是实现国家统一最重要的利器。但这种与专制相伴而生的传统，却与文明转型中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平衡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成为文明古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挑战。对此，需审慎维系政治现代化进程和传统价值体系间的关系，既要保持传统价值体系所带来的大一统观念，又要引入现代性实现社会解放，以防止出现社会断裂所带来的政治失序。在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思想和价值体系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借壳重生。纠缠至今的种姓制度依然束缚着社会结构与生产力的解放。等级制的社会思想与纷繁复杂的宗教文化借助西式民主程序滋生了大量的顽固利益集团。“印度在现代化道路上每跨一步，都要为克服传统的惰性而付出昂贵代价，结果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16]259。文明古国的延续性源自于其传统思想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但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又是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因而如何驾驭本土传统价值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文明古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传承中形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强大的中央政府、完备的文官政治、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和大一统的价值体系，赋予了中华文明下政治系统的超强稳定性，然而，这也为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指出，“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4]415。“东方社会这种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25]72，因此只有强大的现代政治领导力才能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华文明得以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最终加入了少数后起国家的行列，准备快速地进行现代化”[26]312。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动员了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农民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群体进行改造，使中国社会的优秀传统因子迅速与现代化的先进理论相融合，赋予了工农革命以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路线。“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27]。毛泽东[7]1516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结构，将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让“大一统”“和衷共济”“天下大同”等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外来因素转变为本土因素并由此与过去构成了一种鲜活的、持续的联系，从而为革新开打一扇大门”[28]63。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并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文明古国，以行动回应了古今、中西之辩，证明了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间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文明古国的现代化难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开创了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夙愿。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方式亦不尽相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根植于自身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等于资本主义”的固有认知，彻底扭转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阶段，摆脱了苏联模式集中僵化的消极影响，回应了后发国家“经济依附”“政治衰朽”的发展难题，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勃勃生机，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价值对立，实现了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为人类社会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具有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在几百年来西方现代化过程与殖民扩张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和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体系，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不断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文明再次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发展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巨大挑战，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诉求。中国式现代化在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局限，告别了“西方中心主义”，走出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逻辑，将国家繁荣融入全球发展大势之中，为人类现代化道路注入新的内涵。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经验，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世界文明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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