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鸣 王艺明
(1.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2.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在2021 年12 月8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现代化先行、共同富裕示范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充分提升其生产经营效率。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外部环境的新挑战，也有企业自身的诸多短板。因此，在当今社会经济新发展格局下研究如何提高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推动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党的十六大首次在党章中提及非公有制企业应进行党组织建设，企业的共产党员人数超过3 人(含) 时应当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并鼓励民营企业家申请入党。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需依照共产党党章设立党组织”，这从法律上，或者说从根本上保障了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2019 年1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机制”。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企业的重要支柱，理应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加强党建工作，引领企业各部门实现生产经营效率的极大提升。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围绕着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融资约束、社会责任、职工权益、企业家行为、创业创新以及投资绩效等各方面开展研究(龙小宁和杨进，2014；
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
刘一鸣等，2020)。现有对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建设积极作用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何保障和改善职工权益等方面展开(龙小宁和杨进，2014；
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
何晓斌和柳建坤，2020)。在我国现阶段，民营企业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而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也是生产关系调整的体现。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出发，党组织建设有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力，比如领导、协调和服务劳动者，让劳动者树立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并充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林盛根，2010；
杨云霞，2018；
李玲娥，2018)。同时，相对于其他部门党组织更加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助于探索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路，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等(王舒扬等，2019；
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①引自2018 年5 月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既体现了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又体现了自觉“完善上层建筑”，其目标是“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 和“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因此，党组织建设首先应促进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和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引导企业落实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追求，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党组织建设为什么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等问题，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构建了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基层党建对民营企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结论对于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有重要意义。同时，有些学者认为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控制民营企业，有的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为新一轮“公私合营”②引自2018 年11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以上错误观点本文提供了有力的反驳。
(一)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发展
现有关于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发展的研究多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 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 (习近平，2016) 学者们认为，我国国企一般在公司治理方面党组织参与较多，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秉承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断加强党建工作。谭啸(2016) 认为，企业党委是由上级党组织组建或派出的，并在党组织内部采用民主集中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防范总经理“一把手说了算” 的风险，从而有效地解决“内部人控制” 问题，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张弛(2017) 认为，国有企业加强党组织建设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现状，“‘党管干部’+市场化人才选拔机制” 模式大大加强了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充分体现了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舸(2018) 讨论了“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前置程序” 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意义，认为该决策机制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邵奇和吕立志(2019) 认为，十九大后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核心转向领导职能，从而使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全面，这不仅有助于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也可以引导国有企业树立正确发展方向。在实证研究方面，马连福等(2013) 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组织建设能在薪酬方面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差距，从而防止高管过度攫取企业利润；
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 发现国企加强基层党建能够有效防止并购过程中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柳学信等(2020) 发现国有企业加强基层党建可以通过影响董事会异议进而发挥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
那么，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公司治理中，通过党组织建设完善企业公司治理、促进企业发展，在民营企业中是否也有所体现? 现有研究认为，党组织建设可以通过多个途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例如，一方面党组织领导、协调和服务劳动者，可以充分维护劳动者的合理权益；
另一方面把党组织建设与民营企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结合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具体而言，党组织建设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有以下作用机制。
首先，党组织可以引导劳动者树立主体意识，积极主动推动企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的重要讲话，在劳动关系领域“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首先要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在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建设有助于激励劳动者树立主体意识，实现自身价值，积极推动企业发展: 党组织通过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企业的劳动者解放思想、发挥才能，积极投身于民营企业发展；
党组织建设有助于汇聚优秀人才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党组织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中，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林盛根，2010；
杨云霞，2018)。
其次，党组织可以积极维护企业劳动者的民主、劳动、经济利益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权利。党组织通过引导劳动者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薪资制度，建立并依法运作各种劳动群团组织，从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激发民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努力程度，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李玲娥，2018)。一些实证研究论证了该观点: 龙小宁和杨进(2014) 发现民营企业基层党建工作使得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大幅度提升，且增加了劳动者人均劳动安全支出和人均失业保险支出；
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 发现，民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在改善职工权益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最后，党组织参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党组织在参与企业治理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优势，探索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路，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不同的民营企业各自具有不同的发展优势，党组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助于企业结合自身情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找准找对发展路径，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激发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章高荣(2019) 认为，党组织建设有助于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外部竞争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人才优势；
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 发现，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比如提高开工率)，同时帮助提高企业家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意愿；
李明辉和程海艳(2021) 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
因此，现有研究多数认为党组织可以引导劳动者树立主体意识、保护劳动者权益，以及参与公司治理、为企业提供决策发展依据等，但没有研究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研究党组织建设是否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生产力发展。现有研究主要考虑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何轩和马骏(2018) 发现设立党支部会对民营企业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何晓斌和柳建坤(2020) 也发现设立党组织可以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净利润和销售收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企业利润(率) 是剩余价值(率) 的转化形式，社会平均利润率与资本有机构成间呈现相反的发展趋势，因此利润率不应作为企业生产力水平的代表变量。
综上所述，党组织建设首先应促进企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引导企业落实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追求，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基于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构建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实证检验党组织建设是否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二) 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衡量指标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劳动生产率衡量了一个地区、企业或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通常用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来衡量。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3 页。对劳动生产率的计量可以采用全劳动生产率或活劳动生产率形式，马克思在计算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通常采用活劳动生产率(荣兆梓和李亚平，2021)，因此本文也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出发构建企业的活劳动生产率指标。
马克思通过企业劳动者单位时间内创造的新价值来计量其劳动生产率，如: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 便士或1/2 先令，一个12 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 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条件下，在这12 个劳动小时内创造的12 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6 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 先令，即6 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 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12 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 件商品，而是生产24 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 便士，即6 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 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②马克思，《资本论》 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52 页。在这个数值例中，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如果其商品的社会价值保持不变，则劳动者单位时间创造的新价值也提高了一倍。马克思指出: “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③同上书，第370 页。，“由于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
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时等于平均劳动的5/4 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61 页。。本文基于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的上述分析来构建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
为简化此处的理论分析，本文假设现实经济中存在两家代表性企业，用i＝1，2 标识，表示分别生产产品1 和2。这两家企业产品的价值方程表示为:
其中，Λi是产品i的单位价值，i＝1，2。生产1 单位产品1，需要投入a11单位产品1、a21单位产品2 和l1单位劳动时间；
生产1 单位产品2，需要投入a12单位产品1、a22单位产品2 和l2单位劳动时间。u1代表企业1 的劳动生产率，而企业2 的劳动生产率为1，即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为简单劳动。在式(1) 中，产品1 的单位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其中a11Λ1+a21Λ2是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u1l1是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u1＞1 意味着企业1 劳动者“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是“自乘的简单劳动”，其乘数u1代表企业1 的劳动生产率。两家企业产品的生产价格方程为:
其中，r是一般利润率，pi是产品i的单位生产价格，i＝1，2。企业1 和企业2 单位劳动时间工资分别为wu1和w，即和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这样设定的好处是两家企业的剩余价值率相等，和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通常假设各部门剩余价值率相等保持一致。由式(2) 可以将等号左侧分解为:
其中，a11p1+a21p2对应于马克思价值分解公式w＝c+v+m中的c部分，为消耗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
wu1l1是劳动力工资，对应于v部分；
r(a11p1+a21p2+wu1l1) 是利润，对应于m部分。劳动者创造新价值为v+m，用生产价格表示为wu1l1+r(a11p1+a21p2+wu1l1)，除以劳动者数量l1，即得到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为(1+r)wu1+r(a11p1+a21p2)/l1。对于所有企业，一般利润率r和简单劳动工资w都相等，因此可以以(1+r)wu1来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u1，而偏差部分r(a11p1+a21p2)/l1为该企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总额除以劳动者数量，即该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
前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可以以企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v+m，以生产价格表示) 衡量劳动生产率，但存在一个和企业人均资本存量相关的偏差项。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如果以企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且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则应该在解释变量中引入人均资本存量，这样就可以避免被解释变量存在的偏差。由于本文旨在估计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用不变价计算的企业劳均创造的新价值(v+m) 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采用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作为民营企业样本数据来源。基于相关指标的可获得性，本文应用每家民营企业的年度财务等相关指标构建以下劳动生产率变量。
企业劳动生产率＝ (工资+税收+税后净利润)/员工数
其中，工资对应于v，税收和税后净利润之和对应于m。由于上式中的指标是年度指标，假设每家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等于法定工作时间，则分母员工数反映了投入的活劳动时间。综上，本文以不变价计算的上述指标作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代表变量，并在解释变量中引入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
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一方面要求加快生产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又要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卫兴华，2012)。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是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前文分析指出，党组织建设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领导、协调和服务劳动者，让劳动者树立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第二是党组织相对于其他部门更加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助于在企业经营中提供决策依据。那么党组织建设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吗? 本文应用2002—2016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①该数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民营企业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提供。，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基层党建对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提供实证依据。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采用的数据来自2002—2016 年CPES。从以往的调查看，每次所得到的数据都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中国私营经济的基本状况以及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该调查问卷的设计具有综合性，对调查员也进行了严格的专业培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问卷的质量。该调查数据既包括了企业经营状况，也调查了企业家个人及家庭情况，每两年进行一次，涵盖了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民营企业，涉及13 个行业、4 种类型。同时，我们根据邮政编码将所有民营企业所在地定位到省和市，匹配了CEIC 中国及全球经济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6 年报告》，增加地区经济制度环境等相关控制变量。各数据库相匹配后，我们进行了如下数据处理: 剔除了员工人数不足8 人的企业；
剔除了金融类企业及已上市企业；
剔除了被调查企业家不足18 岁的企业；
剔除了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工资、税收和税后净利润为负的企业。
表1 为本文实证部分所采用的各变量说明。其中，根据理论分析，被解释变量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具体计算方法为被调查企业在调查当年的(税收+税后净利润+工资)/员工数，在实证过程中本文将实值按1978 年不变价格折算。②计算公式为实际值＝原始名义值/GDP 平减指数×100，其中GDP 平减指数按1978 年为100 计算。但考虑到实证结果中的系数量级，在实际回归中，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为实际值＝原始名义值/GDP 平减指数×1000，可以理解为劳动生产率的单位由原来的万元/人变为千元/人。此外，为了考察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本文也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实证分析，计算方法为(税收+税后净利润)/工资，因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劳动收入份额③魏下海(2013) 中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方法为工资/ (工资+税收(含交费) +税后净利润)，与本文定义的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直接相关。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为: 劳动生产率＝工资率/劳动收入份额，剩余价值率＝1/劳动收入份额-1，其中，工资率＝工资/员工数，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的变动均呈负相关关系。的代理变量。同时，实证部分也将工资率加入分析，也是采用了按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均工资。
表1 变量定义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各民营企业的中共党组织、工会等部门的设立情况，变量来自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在您的企业中，有无下列组织?”，并列出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中共党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6 个选项供选择。因此关键解释变量党组织、工会的度量均为0—1 二值虚拟变量，1 代表企业设立了党组织(工会)，0 代表未设立。此外，考虑到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备性问题，我们还进一步考虑了民营企业中其余四部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职工代表大会等的设立情况，度量方式也均为是否设立该部门的0—1 二值虚拟变量，1 代表设立，0 代表未设立。
为了获得更为稳健的实证结果，本文加入了企业、企业家特征和经济制度环境等变量，从而控制了企业规模、年龄和类型；
企业家政治身份、年龄、性别、学历和个人收入；
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指数、政府与市场关系程度及人均GDP 等变量。同时，对企业所处行业、被调查年份、所处省份等固定效应加以控制。以上企业相关变量均直接来自2002—2016 年CPES；
经济制度环境变量来源于CEIC 中国及全球经济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6 年报告》。
(二) 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验证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value代表企业劳动生产率；
party为调查问卷问题“企业是否设立下列组织中的党组织” 的二值虚拟变量，labor代表企业是否设立工会。XControls代表前文所述各控制变量；
industry、year和province代表企业所属行业、被调查年份和所处省份的固定效应；
ε为扰动项；
下标i代表企业个体。
考虑到实值变量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 缩尾处理。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劳动生产率平均值大约为0.4830 万元/人(依照1978 年不变价格)，最小值为9 元/人，最大值为5.4445 万元/人，标准差为0.7918，可见不同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的确有较大差异。同样，剩余价值率均值为2.6662，标准差为6.1503，也表明企业间的较大差异。劳均工资均值约为0.1504 万元/人(折算到2016 年不变价格大约为4.5529 万元/人)，值域区间为14 元/人至1.0386 万元/人，标准差0.1369 表明不同企业间员工的工资率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党组织、工会的设立情况来看，约40%的企业设立了党组织，约60%的企业有工会部门，可见工会部门的普及度更高一些。本文对是否有党组织、工会部门分别进行了分组t检验，结果表明是否设立党组织 (t＝-12.6924)、是否设立工会部门(t＝-10.5165) 两组的劳动生产率的确有显著差异，且是否设立党组织(t＝-12.8382)、是否设立工会部门(t＝-10.3902) 两组的劳均工资/工资率也存在显著差异，而是否设立党组织(t＝-1.3247)、是否设立工会部门(t＝-1.9755) 两组的剩余价值率差异不明显。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以雇佣员工数衡量的企业规模均值为191 人，企业年龄平均约为9 年，不同企业间基本情况差异较大；
从企业家的特征来看，大约60%的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有县级以上政府任职背景等政治身份，整体来看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度较高、平均年龄为46 岁、学历占比最高为大专及本科(52.49%) 且87%以上的企业家为男性。同时，宏观经济制度环境指标也表明，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实证分析。综合来看，以上各项指标基本符合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三)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首先检验了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部门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回归采用了标准误OLS 模型。从表3 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部门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较为稳健，表明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等部门显著创造了更多员工新价值，且对于同时拥有两个部门的企业来说促进作用更显著。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表明，企业加强基层党建使得民营企业每年的劳动生产率(按1978 年不变价格) 提高了大概1.204 千元/人，工会部门的设立使得每年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按1978 年不变价格) 提高了大概0.698 千元/人。且第(5)、(6) 列工会部门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无论有无工会部门，企业设立党组织均可以显著地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只是有工会部门的企业设立党组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显著。从这样一个量级来看，企业党组织、工会部门的设立，尤其是同时拥有两个部门的企业，的确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3 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家政治身份及收入均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企业年龄增长、企业家拥有政治身份、年收入提高，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员工的价值创造。企业年龄平方项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年龄的影响是呈显著倒U 形的，即成立一段时间后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最强，这一点是合理的。在经济制度环境的指标中，人均GDP 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而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指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标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太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指标设计存在问题，也可能说明中国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3 设立党组织、工会与民企劳动生产率
(续表)
接着检验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部门对企业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回归仍采用标准误OLS 模型。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设立党组织、工会与民企劳均工资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 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部门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较为稳健，表明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等部门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且对于同时拥有两个部门的企业来说这种作用更显著。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表明，企业设立党组织使得民营企业的劳均工资(按1978 年不变价) 每年提高了大概0.340 千元/人，工会部门的设立使得民营企业的劳均工资(按1978 年不变价) 每年提高了大概0.134 千元/人，这个提高幅度是相当大的。工会部门分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有无工会部门，企业设立党组织均可以显著提升劳均工资，只是有工会部门的企业设立党组织的这个作用更加显著。
进一步，本文考察了党组织、工会部门的设立对于企业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回归同样采用了聚类标准误OLS 模型。②检验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2。随着各类控制变量的加入，设立党组织和工会对企业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且有无工会的列分样本检验结果也并不显著。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设立党组织和工会对剩余价值率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后文分地区、分行业的实证结果也显示设立党组织和工会对剩余价值率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这是普遍和一般的结果。由于剩余价值率等于m/v，注意到前后文的检验③此处主要指“附录与扩展” 中表A1。说明设立党组织和工会使劳均工资即v显著提高，而对剩余价值率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设立党组织和工会也使劳均净利润与劳均税收总和即m部分同比例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不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和工会，通过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收入来提高劳动者激励程度和劳动努力程度，进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其作用机制和马克思描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者劳动强度以攫取更多剩余价值，存在根本区别。
(四) 进一步探讨
不少研究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高度集中的“家族化” 经营模式使其很难存活下去，迫切需要从内而外实现向“公司化” 管理模式的转变(吴超鹏等，2019)。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民营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对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回归仍然采用了聚类标准误OLS 模型。①设立六个部门对企业劳动率的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3。在控制企业、企业家、经济制度环境和固定效应等控制变量以后，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部门仍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党组织、工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六部门的设立中，除职工代表大会外，其余五个部门均在1%水平上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除了设立党组织和工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以实现规范化管理对于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确有必要。
同样地，本文也针对企业实现规范化管理对其剩余价值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考察企业“公司化” 管理对其剩余价值率的影响。②具体实证结果详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4。企业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对于企业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前文的结果基本一致，其原因可能是规范化管理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均工资同步增长，从而对剩余价值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均没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进行地区差异分样本稳健性检验③为了区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中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 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时针对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的主要政策为: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探究地区经济制度环境差异影响下党组织、工会等部门的设立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④具体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5。首先，企业设立党组织对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四个地区均得以体现，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比东北、中西部地区更显著；
设立工会部门主要在东部地区表现出对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其余地区不显著。从其他四部门的结果来看，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在部分地区发挥了提升劳动生产率作用，其余系数均不显著。因此，综合来看，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说明党员作为工人阶级模范先锋在民营企业生产中也发挥积极作用，这一作用效果并不存在特别显著的地域差异。由此可见，在当今经济新发展格局下，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带动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同样地，本文针对各部门的设立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也进行了分地区子样本的检验。⑤具体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6。党组织、工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六个部门在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均没有对企业剩余价值率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综合来看可以发现，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对劳动生产率带来的积极作用更具有广泛性，而且随着控制变量的变动、不同地区分样本的检验，这一结果都较为稳健。但由于设立党组织、工会同时带来了企业劳均工资的同向和同步变动，导致对剩余价值率(劳动收入份额) 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地本文依据行业属性将民营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考察要素密集程度差异是否会带来差异化效果。我国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中，第二产业远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柏培文和许捷，2018)，而2018 年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5.1%、27.5%和47.4%①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和总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因此我们将第一和第三产业相关行业设定为劳动密集型，包括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等，将第二产业相关行业设定为资本密集型，包含采矿业、水生产和供应及电力煤气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建筑业、科研技术服务业等(刘一鸣和王艺明，2021)，从而可以分析不同行业中党组织、工会等部门的建设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②按要素密集程度的检验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7。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党组织、工会等部门的设立均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对比来看，资本密集型企业设立党组织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劳动密集型企业设立工会部门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这一结果是符合两类要素密集型企业特性的；
同样地，剩余价值率的回归结果在两组中均不显著，该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资本密集型企业设立党组织会带来更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工资的提高加速了企业用资本(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代替劳动的进程。因此，要素密集程度差异也是企业设立党组织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之一。
前文分析指出，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和工会部门，可以保障工人的工资及权益，通过提高工人激励程度和劳动努力程度，创造出更多的企业利润，从而带来税收的增多以及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将劳均工资、劳均净利润和劳均税收视为设立党组织和工会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并对该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③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8。首先，党组织、工会部门的设立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劳均工资(或劳均净利润、劳均税收)的影响，印证前文结论: 同时拥有党组织和工会部门的企业，劳均工资v增加的幅度不及劳动生产率m+v增加的幅度，劳均净利润与劳均税收之和m与劳均工资v的同比例增加导致剩余价值率m/v不变，因此设立党组织和工会部门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党组织、工会部门的设立以及劳均工资、劳均净利润和劳均税收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扣除了劳均工资、劳均净利润和劳均税收对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正向直接影响之后，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部门仍然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进行Sobel-Goodman Mediation 检验后，三个中介效应中作用发挥最强的是劳均工资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民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及工会等部门可以通过提高劳均工资、劳均净利润和劳均税收，并提高劳动者激励程度和劳动努力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作用机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最后，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完整性，内生性检验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就本文的样本数据而言，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是课题组在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0.55%的比例采取的多阶段抽样，首先抽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调查县、市、区，再在抽中的县、市、区中抽选被调查民营企业，因此测量误差并不是特别需要担心的问题。第二，就本文的主要内容而言，逆向因果问题也不必过于忧虑，企业内有共产党员人数超过3人(含) 即可申请设立基层党组织，而工会部门的设立是企业职工为共同利益自发组成的社会团体。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和工会并非根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来确定，而且党组织和工会一旦设立也并不会因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撤销。第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是无法控制的遗漏变量问题带来的，为了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分别加入了企业、企业家和经济制度环境层面等的各类可以获得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缓解这一问题的存在。第四，通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实证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尽管可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但本文仍采用工具变量回归并进行相关检验，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针对党组织设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各省份“已设立党组织的社会团体数”①“已设立党组织的社会团体数” 变量由笔者依照《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手动整理数据，按照被调查企业所属省份进行数据库匹配。，各地区设立党组织的社会团体数代表着该地区各组织团体对于党建工作的参与程度，与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各地区设立党组织的社会团体数是一个省份总体的党建参与程度，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单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工具变量回归采用异方差稳健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检验。②工具变量回归检验结果请见《经济科学》 官网“附录与扩展” 中表A9。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从第二阶段的实证结果来看，通过逐步控制各类型变量，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党组织的设立仍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且有无工会部门的分样本检验表明，同时设立党组织和工会部门的民营企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更加显著，说明实证结果较为稳健。对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等，本文进行以下检验。第一，为了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我们进行了F检验及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 检验，其中F统计量基本都大于10 (p值为0.0000)；
采用LIML 系数估计值与2SLS 非常接近，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第二，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我们以“所有变量均为外生” 为零假设，先用2SLS 获得残差，然后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与所有外生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回归后进行F检验，最终p值为1 表明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是外生的零假设。第三，为了进一步检验党组织的设立是否是内生变量，我们进行了Durbin-Wu-Hausman 检验，DWH 检验结果的p值大于0.1，故可认为不存在内生性，即党组织的设立并非为内生变量。上述检验结果显示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靠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升级进步。从2020 年至今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研究转型期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将民营企业党建视为企业生产关系变革和完善上层建筑的政策措施，从生产力标准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构建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研究民营企业基层党建对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部分数据来源于2002—2016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助推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通过对企业、企业家、经济制度环境等各方面变量的控制，民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和工会部门确实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对同时拥有这两个部门的企业该促进效果更加显著。而且，加入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其他部门，以及分地区和分要素密集程度的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和工会部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仍然十分显著。同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和工会等部门并未带来企业剩余价值率的显著变动，即并未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其原因可能是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设立党组织和工会是通过提高劳均工资，以及劳动者的激励程度和劳动努力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合已有研究可以看出，企业设立党组织、工会等部门具有保障职工权益、协调劳资关系、提升企业绩效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力民营经济部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对于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设立党组织和工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维护劳动者权益工资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障劳动者权益及工资，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激励程度，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吸纳和培养优秀人才，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绩效。因此，民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和工会等部门对于协调劳资关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资关系，进而实现劳动者工资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不仅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也有助于在“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引自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发表的南方谈话。这三个“有利于” 条件下，企业主获得其“管理劳动” 收入并取得与其提供的生产要素相匹配的收入。
其次，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但在发展中面临着市场不断更迭、融资难融资贵、转型升级困境等各方面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建立与民营企业的规范化沟通渠道，充分听取各界企业家的意见和建议，以制定更具针对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扶持政策，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创造性实施“一企一策” “精准滴灌” 式服务。②引自2019 年9 月18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设立党组织和工会有助于促进企业合法守信经营，维护企业内部团结稳定，党组织还可以作为政企沟通的桥梁，加强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党组织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可以带领企业职工不断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和创造力，灵活应对市场增速放缓、用工成本上升、经济下行等困难局势，使其永葆创新激情、坚持创新发展、加快高质量发展，继续发挥国民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作用，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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