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久 冯辉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互相促成的逻辑关联和功能关系，分别发挥支撑与指向的功能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文明两方面的显著优势；
团结统一的内部秩序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避免认同危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指向，在性质指向上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指向上要求开展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内容建设；
在价值指向上要求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远大理想和价值追求，努力促进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维系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要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纽带作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国家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1-0001-12
作者简介：高永久，
新疆奎屯人，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边疆民族与边疆发展研究；
冯辉，山东德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天津 300350
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这一中心任务既明确了各族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也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把政党、国家、人民、民族等核心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时曾强调：“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2]179中國式现代化的提出与布局，正是对这一论述的遵循和验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3]。一部分西方研究者在研究现代化议题时，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范式，以此挑战“欧洲中心论”的古典现代化理论和“趋同论”的新现代化理论[4]，核心观点即现代性形式和实现现代化途径的多样性[5]，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便是这一范式的典型研究案例。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被视为“过程”与“状态”的统一体，“过程”维度主要指向扎根中国大地、契合中国国情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状态”维度主要描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结果，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状态。从这两方面来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由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也需要考虑到我国这一民族结构特点。现代国家的建构是后发社会普遍的现代化建设起点[6]，也是多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所共同面临的问题[7]。国家的现代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8]，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也伴随着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深化。现代国家建构同时包含着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维度[9]。既要求实现国家制度体系的强韧有力，也要达到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建设”[10]25，缺少民族建设的国家建设不可能成功[11]。民族建设较之国家建设更为漫长艰巨，核心在于处理好“多”与“一”的关系，基本目标是在认同整合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2]244等创新理论，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思考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进行民族建设的科学理论和中国方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中华民族建设与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统一格局[13]。本研究从现代民族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概念，认为其一方面着眼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建设，另一方面则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及各民族的现代化演进，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国家建构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理解这一逻辑关联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中国特色”。
自“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两大原创性概念被提出以来，学术界已经分别就这两个主题的内涵外延、内容要素、价值意义、实践机制等方面内容展开讨论。具体到二者逻辑关联的研究分析，主要有两种研究进路的理论分野。一类研究采取“国族生成论”的核心观点，主张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属性[14]，认为中华民族需要沿着现代化轨迹而实现进一步的自我塑造[15]，其演进方向就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族[16]，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基础[17]，现代化的国家建设需要充分运用好这一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18]；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方案是对传统民族国家建构逻辑的超越[19]，其依托于我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整体推进[20]，有鲜明的历史溯源基础[21]，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特征为依据[22]，是在反思现代性条件下寻找与定位国家特性的过程[23]，主张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特殊的演进逻辑和现代化意涵。这两种观点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互关联的演进趋向。在宏观判断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内在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如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分析[24]等，对于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总体来看，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性功能联系的研究正处于蓄力阶段。
笔者认为，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时，既要看到二者的普遍性意义，也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单纯强调“直线演化”或“中国例外”都无法全面理解这一联系。聚焦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演变的建设历程，并以此为深厚坚实的发展基础；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状态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这将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长为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各民族将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紧密相关的功能联系，集中体现为前者对后者的指向性功能和后者对前者的支撑性功能，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是对二者逻辑关联的宏观判断。基于这一判断，本研究将分别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于彼此的功能作用，以期对这一研究议题有所细化。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的两个必要条件，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領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25]，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性价值。威尔·金里卡认为，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确定一种能够适应民族多样性的社会团结模式至关重要”[26]，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着眼于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一个共同体的特性就其性质而言，需要根据其继承的资源、目前的需要和未来的愿望不断加以重建”[27]。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内容在于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团结统一的内部秩序建设和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等三个方面，它们共同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的基础条件。
（一）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在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不断交聚融汇，共同性和有机性不断积聚，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具有多元一体的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深化这种结构特点。“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28]149。这一优势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表征和文化内核上，以一体为根本、以多元为要素，成为现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29]，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具有显著优势的有利政治条件。
一方面，从自在、自觉到自为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均具有强烈的政治一体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政治共同体，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政治优势。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各民族是共创共建中华的主体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遵循以中国大一统为最高原则的政治传统[30]7，对于国家政权、领导力量、发展道路等政治要素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各民族在交汇交融中共同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以此为支撑来主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这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本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认同优势。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各民族共生共荣提供完整统一的政治框架和协调有序的政治规范，无论是在传统的封建王朝还是现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华各民族始终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内持续互动交往，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关系也一直遵从于和合共生的共同政治规范。在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持着稳固的民族政治秩序，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秩序优势；
再者，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并守卫我国辽阔的国土疆域，各民族人口以广袤的中华大地为共有家园而生息繁衍，“中国在2000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赓续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31]41。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具备实体性的政治空间形态和人口规模基础，并且拥有充足丰沛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及文化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自主发展和长久生存提供坚实保证，也促进形成了“既‘大且‘强”的中国国家特征[32]8，从而体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资源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继续发挥政治认同、政治秩序、政治资源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便可以从中不断汲取有利的政治因素。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载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中华文化极度包容、绵延不断，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文化共同体的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33]，所以学术界认为应当用“文明国家”来描述中国的国家范式[34]，以弥补“民族国家”称谓所缺失的历史文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独特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肥沃养料。中国式现代化本身提炼于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1]18。正因为同时融汇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内核智慧，没有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才不可能走全盘西化道路[35]541，并真正有理由突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依据时代发展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从其孕育发展过程来看，中华文明依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存在，表现为“神”与“形”的关系。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丰富了中华文明，统一的中华文明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形成。奈特·毕乃德认为，“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保持着文化统一，那是以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共有的价值观念以及丰富传统的自豪感为基础的。”[36]229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促成了政治秩序的“大一统”，中华文化始终发挥着联结纽带和认同导向的作用，是各民族心向中华的核心动力，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着眼于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促进中华文明始终焕发蓬勃生机，更好发挥文化认同的根本性引导功能。“一个国家本土传统的某些方面（比如，关于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在现代化中扮演有利的作用”[37]126。从这个角度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断供给文化认同和思想基础的有利因素，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文明优势。
（二）团结统一的内在秩序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维护国家安全摆在更为突出的战略位置，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52。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需要坚实持久的安全稳定保障，有效抵御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风险挑战。民族因素是多民族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变量，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着“多”与“一”的现实张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于不断强化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秩序，着力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致力于避免国家认同危机，化解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民族领域的安全保障，有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认同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38]。阿尔蒙德、派伊等研究者认为，现代社会在政治发展中最根本的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39]81，“认同危机”直接关涉到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存在[40]35。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生搬硬套西方传统的“一族一国”式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忽视国内民族多样性的客观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特点，在资源不均衡分配、权力和权利不合理安排中激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就极有可能诱发“认同危机”的生成，影响国家常态化的社会政治秩序。而许多早發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化和后现代化也面临着族际关系以及认同问题的挑战，认同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愈发靠近核心位置。
在尝试解决“认同危机”的路径选择中，一些国家采取同化主义的策略，主张以主体民族的核心文化来塑造国家特性、凝聚国家认同。如亨廷顿曾提出要用盎格鲁-新教文化来对美国少数族裔进行同化，使得“美国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41]3。当前美国的民族政策有回归转化型同化政策的趋向，正成为美国白人民族主义的“助推器”，加剧其国内的身份政治冲突和社会撕裂状态。部分国家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策略，以期实现对土著民族、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差异性文化包容，然而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和平行社会，不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所以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转向“公民融合”政策[42]的趋势愈加明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采取忽视民族多样性的做法，提出以“苏联民族”为统一称谓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人为加速民族融合企图绝对化解决民族问题，坚持“国家民族主义是社会理论和国家法律实践的基础”[43]23，而民族联邦制的制度安排则加剧族裔民族主义的分离倾向，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综合来看，这些方案非但没有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认同危机”，反而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峻的政治后果。
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也杜绝全盘西化[44]44-45，而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强调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守望相助，能够有效避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认同危机”等影响国家安全的现象。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话语逻辑包含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双层次的民族结构，在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时并不否认各民族的多元性存在，着眼于正确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把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原则；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调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化取向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始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为优先取向；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伴随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支点的一系列科学制度安排的坚持和完善，实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摒弃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决，确保国家集中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在恰当均衡的资源配置中显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清除滋生“认同危机”的思想根源和制度土壤。另外，“民族问题涉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45]174，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有助于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意识层面要求引导各族人民树立并强化国家安全意识，着眼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于我国领土国防、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总体安全理念，守住国家安全的思想意识阵地；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人民自觉参与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治理实践中，与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各种渗透颠覆破坏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尤其是确保实现边疆稳固和长治久安，不断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综合能力，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稳定屏障。
（三）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46]7。实现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需要不断加强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愿景与未来期待。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明主题，这两方面分别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推进动力与牵引动力，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实践动力所在。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70，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各民族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历史合力。“团结”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凝聚特性，意味着各族人民牢牢地拧成一股绳，包含着意识层面和关系层面两方面的内容表达。从意识层面来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充分凝聚人心、广泛汇聚共识，打牢各族人民强烈认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推动各族人民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明确的共同意志；
从关系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形态，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内凝聚为紧密互嵌型的关系结构，构成了集体团结的基础[47]。这种有机团结避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力量松散化、无序化、冲突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社会关系保障。“奋斗”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动员功能，反映出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实践形态。“现代化的动机依赖于人们的创造性以及他们整体的向上精神”[48]35。依托于强有力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有力推进过程中，把个体利益、各民族利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贯通为一体，将各族人民的奋斗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充分调动起中华各民族为了共同前景和远大理想而拼搏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动员各族人民在利益驱动和组织促动下共同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形成目标指向性的一致行动。所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认同与行动两方面的推进动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价值。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49]。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本质要求，这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牵引动力，即要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满足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殷切期待，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50]。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出“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重要理念，这一思想贯穿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51]，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牵引动力，集中体现在要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制定和现实推进，需要统筹兼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各民族的具体利益，采取特殊性的区域支持政策和系统化的规划方案，确保让每一个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要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各民族都要过上好日子，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民族复兴荣光。所以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从内容和目标两个维度形成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牵引动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表达。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52]，集中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向着现代化形态演进，只有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发展指向。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作用，这集中体现在性质指向、内容指向与价值指向三个方面，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推进在中国式现代化轨道上不脱轨、不偏轨、不越轨。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性质指向
性质指向描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内在属性和根本特征的應然性明确，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区别于其它类型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显著标志。在起到性质指向的要素中，最为核心的是领导力量和发展道路，即“由谁领导”和“走什么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科学的道路选择。历史和现实深刻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有其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性质指向。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建设[53]。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全面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真正促成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与现代转型，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凝聚各民族的共同意志和前进动力，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打造为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内在有机性不断增强、整体结构更加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形态。中国共产党成为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导性力量，有其历史合法性、理论支撑性和现实必然性，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根本保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始终保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并且朝着正确的建设方向演进发展。正如有研究者认为，“由谁领导决定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性质方向”[54]。因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领导力量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性质规定，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现实特征和根本政治优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坚持党中央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完整准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中华儿女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党的团结统一带动各族人民的人心凝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55]285，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符合我国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文明层面的体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赋予了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看待和把握民族问题与民族事务，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要求，必然要凸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属性[56]。有研究者认为，“在现代化社会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推动政治体系的整合，为功能角色提供计划指导。”[48]26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服务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实践，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体地位和政治原则，确保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因而不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要聚焦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烈认同，发挥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增进共识、激发活力的政治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底色，中国式现代化则进一步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容指向
内容指向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整体布局和关注重点的现实确定，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应该聚焦的关键推进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的特征描述[1]22-24，这些特征实现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的兼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切入点和着力点。
“人口规模巨大”描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承载体量，要实现的是亿万人口全部迈进现代化社会。中国式现代化要确保整体人口的全面覆盖，必然要考虑人口凝聚性和结构紧凑度的问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规定了人口聚合的内容要求。这些人口既具有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也分属“族群”意义上的中华各民族；
既扮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社会角色，也是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化个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透过这两重特性把规模巨大的人口稳妥有效地组织起来、凝为一体。因此既要从“民族一体”的维度着力增强民族团结，培育塑造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身份属性，以中华民族归属感把庞大人口引导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来；
也要从“国民一体”的层面强调国民身份属性，增强全体人口的国民意识[57]，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个体意志融汇到国家意志中，促进个体现代化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富强的有机对接。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特征，追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西方式现代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可是衍生出族际资源分配不均衡、民族分层与结构性差异、贫富差别扩大等割裂化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下，中国式现代化要努力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充分发展、共同富裕与全面进步，要求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首要前提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度和平衡性，促进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把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布局中，推动各民族的充分发展和经济互嵌。在此基础上，进而推动各族人民获得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共同发展机遇、发展资源、发展成果，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考量，要达成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状态。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内涵规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互助团结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58]518。一方面要为各民族厚植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基础，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等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与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相对接；
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现实发展，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要领，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意识增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素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映射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底蘊，也是对牺牲环境、破坏生态的现代化方式的否定。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打造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此相契合，也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优先事项，着力构建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这不仅需要强化各民族基于共同生态利益的密切关联，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的生态利益共识；
而且要将中华文化的生态内核与现代化的生态文明理念精准衔接，培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各民族共有心理意识和实际行动。
“走和平发展道路”呈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关怀，摒弃损人利己、排斥掠夺、恶意竞争的现代化老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对所谓“共同体团结悖论”的消解[59]，在于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向并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共同性，以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也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利因素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从而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指向
价值指向展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演进方向和长远意义的未来导向。“未来构成了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愿望以及可能性的视野”[60]。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为实现宏伟理想目标而积累各方面的积极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形成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人能够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自身的主人”[61]760。这种理想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态可以实现人的全部本质和全面解放，是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2]119。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63]，也可以被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64]。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致力于服务全体共同体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终极价值追求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创造积极的发展条件，而这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才是可行的。在“解放”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维度的现实表达，应当着眼于为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提供平等均衡充足的资源保障和增量条件；
在“联合”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形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增进共同性和内部团结性，推动形成追求远大理想目标的社会基础。同时，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彼此联动，促进人类社会的互利共赢和共同进步，不断为促进全人类的最终解放丰富有利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宏伟目标的价值指向，可是“真正的共同体”的最终形成还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必须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解放[65]。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不会导致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民族消亡，只能将其作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一种现实共同体形态。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该时代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61]739，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私有制的彻底消灭为核心条件，并且要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尚不能形成足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也尚且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并不相同，因而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同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也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定义为共产主义阶段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66]5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以现有情况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特征相适应，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着力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6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遵循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规律，着眼于促进全人类共生共荣、和睦相处、全面进步，是探索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中国方案和必然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美好憧憬，与各国人民一道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奋斗。
三、結语
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16，这是新时代十年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意义。从其描述性意义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话语，展现出现代国家建构模式的中国特色，反映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系统深化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逻辑进路，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自己的路”[25]的深刻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国家建构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示范价值和借鉴意义。
落脚到现实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二者之间也表现为彼此积极促动的宏观关联内涵。这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包含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之中，可以细化为多元一体的结构建设、团结统一的秩序建设和命运与共的愿景建设等三个维度，进而形成“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67]1。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稳固与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这三个方面所提供的显著优势、安全保障和动力支撑，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建设维度有别于其它现代化模式的有利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体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具备现代性含义的共同体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了内在性质、着力内容与价值皈依等方面的规范引导要求，这种发展指向成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遵循的路径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在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作用下各自具有独特优势和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功能作用上的逻辑关联根植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思想、吸取了其他国家失败崩溃的历史教训、超越了单线式现代化的固有弊端，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性。
进一步维系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需要聚焦于二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和关键变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被视为关系结合点。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线纲领，是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以增进社会凝聚性、强化民族团结感、加深共同体认同度、动员一致性行动的社会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建设、秩序建设和愿景建设提供内在动力和情感共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得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承载功能性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人”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便具有现代性内涵[68]，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重要体现，着眼于推进各族人民强化“五个认同”和“四个与共”理念，共同实现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以共同认同增进信任与团结[6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理解并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逻辑关联的中介机制，最终落脚在“各族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上。这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彼此关联的实践进程中，做深做细做扎实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为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各方面条件基础，促进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而共同团结奋斗。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和功能关系，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认知中国特色现代国家建构的结构要素关系，从而从关联性角度思考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实践与未来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本研究仅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宏观视角对这一研究问题尝试进行解读，形成的研究结论尚不能全面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的系统关联及其实践形态，对该问题的全面认识有待学术界更为精细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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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0-30 责任编辑：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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