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君，陈功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87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为新时代研究和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了新要求，提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回答好三个历史任务和时代命题：第一，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来说，人口老龄化作为新时代较长时期中国基本国情之一，“如何实现庞大老龄人口规模现代化”；
第二，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目标来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安排的高度重合(李志宏,2020)，“如何顺应和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规律促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第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关系讨论，老龄社会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全球范围必须应对的人口新格局(朱荟,2022)，“如何在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经验上推动全球老龄治理，为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智慧”。本文从这三个命题出发，旨在重点总结十八大以来已有相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思考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亟需进一步关注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向。
人口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基础(李婷,2002)。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又多又老”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始终面临的基本国情(李志宏,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1.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3.5%(国家统计局,2021)，且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人口规模接近3亿人(杜鹏、李龙,2021)。同时高龄化趋势凸显，202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达到358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2.54%(杨涵墨，2022)。庞大的老龄人口是人口规模巨大的重要组成，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口全面”的应有之义。
人口现代化理论是现代社会人口学家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构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人口学界就人口现代化的内涵，与社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城市化、人的现代化和人口政策等相关关系及其指标体系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总结来说，人口现代化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内涵主要集中在人口自身特征，如人口再生产类型、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论述上；
广义内涵则纳入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影响(茆长宝、陈勇,2014)，特征上尤其体现在生育现代化，即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陈友华,2007；
穆光宗、苗景锐,2002)。测量指标体系构建方面，从最早集合生育现代化指数、健康指数、教育发展指数、理论性别比、人口结构指数等多项指标构建框架；
到纳入思想素质(人思想达到的境界)和社会进步因素(平均预期寿命、健康老龄化程度、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养老和医疗保障等)表达人口现代化内涵；
结合人类发展指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相关指标(王学义,2006；
陈友华,2003)；
再到纳入生态环境等多种宏观区域因素(茆长宝、陈勇,2014)，不断丰富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人的现代化与人口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前者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即个体满足时代对“现代人”提出的要求和标准。而后者则是指现代化过程带来的一系列人口方面特征的转变，属于群体概念，从以往研究来看至少包含数量、质量、结构和动力等多个维度。无论是人的现代化还是人口现代化，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与人口转变、时代发展密切相关。
从现有研究来看，人口现代化研究较大程度停留在整体层面，将所有年龄、所有特征的人口群体当作现代化的要素之一讨论和建构，对子群体研究相对较少。近期已有研究关注到了民族人口现代化的不同水平和进展差异(段成荣、黄凡等,2022)，但对老年群体的讨论极少，尤其与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在探索年龄相关的(老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old)age)相比(Dahlin,1978)，理论与实践研究还极为不足。
1.1 正确认识现代化过程的“新老年人”：重塑中国老年人的现代化特征
中国是有自身独特人口国情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与西方人口现代化截然不同的人口现代化进程。这一过程既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生活方式等巨变的影响，还受到过去人口政策等历史惯性的推动。中国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老年人历经社会与时代的剧变，在这一背景下人群的分化使得这一批“新老年人”比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年龄的群体都更具有多样性。要实现这一群体的现代化，首先要正确认识其多样性，建构不同老年子群体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不同特征。
现有研究对老年人特征的描述大多还集中在老年人个体特征及其差异上，比如健康状况、婚姻状态、经济独立性、社会保障等的城乡、区域和性别差异(杨涵墨,2022；
曾毅,2001)，结合现代化要求和标准条件展开挖掘和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当前全面建设现代化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技术革命、数字时代等宏观社会环境对全年龄人口都提出了新要求。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出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进一步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是重塑中国现代老年人的基本标准，关注现代化过程对老年人刻板印象、老年人地位的影响，帮助树立积极老龄观、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已有国际研究发现，现代化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年龄歧视，但这一结局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可能受到主流价值观、社会政策、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Cowgill,1974；
Goldstein,1981；
Bengtson et al.,1975)。二是构建适当的现代化模型，分析不同现代化水平下老年人的基本特征，探讨老年人对多维度现代化的感知和受到的实际影响，基于动态视角推测老年人在多大程度受到长期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现代化对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年龄群体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大小是不同的(Andrew,1982)，识别其中老年群体的特殊规范和行为模式对于促进老年人现代化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1.2 评估老龄人口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探索老龄人口现代化路径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现代化难易程度的不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路径不能简单参照西方现代化经验。中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矛盾叠加“新老年人”群体的多样性，必然会使得老龄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分步走、先带后的过程。准确分析和评估这一过程，探索群体视角下老龄人口现代化路径，是实现老龄人口现代化的科学手段。
结合人口现代化至少包括的再生产类型现代化、人口素质现代化、人口结构现代化、人口城市化和生育现代化维度(王学义,2006)，现有专门关于老龄人口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现代化研究方面，从全人口角度讨论现代化人口结构中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占比等相关指标，并构建现代化指数(茆长宝、陈勇,2014；
徐愫、李享,2014)。其他间接方面涉及人口素质，包括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老年教育发展、健康水平等；
城市化与老年人的关系及影响；
老龄人口社会保障等方面。总体来说，尚未构建老龄人口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和现有已经开展的区域和民族人口现代化水平研究相比，缺乏对老年人综合现代化水平分析的相关研究；
暂未明确老龄人口现代化涵盖的基本维度和可能经历的发展阶段，现有研究所覆盖的现代化维度也较不均衡，对于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促进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其他如道德水平、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
要切实推动老龄人口现代化发展，研究上亟需加强：第一，关于老龄人口现代化的内涵界定和指标体系研究。与人口现代化研究相呼应，纳入现代老年人特征探讨中国特色老龄人口现代化指标和评价体系，尝试构建综合性指数用于评估人群或区域老龄人口现代化水平。第二，分析老龄人口不同维度现代化的城乡、区域和人群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找出亟需解决和平衡的重点维度、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指导不同情景下的老龄人口现代化实践。第三，识别老龄人口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维度现代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探索老年人口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据预测，我国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与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阶段将在“十四五”时期重叠，2035年将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前后达到峰值，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安排高度重合(李志宏,2020)，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周期、全方位和系统性的深刻影响(原新、金牛,2022)。人口作为发展潜力和韧性的基础性因素，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积极应对同一时期中所面临的严峻人口变化形势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多方面影响。
2.1 进一步加强人口发展优化策略研究，筑牢人口数量安全网
生育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内容(陈友华,2003)。研究表明，2017年后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3(翟振武等,2022)，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性因素，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叠加，意味着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规模的递次减少，人口抚养负担的老少反转(王金营等,2022)。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3年以来就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由2020年接近70%下降到21世纪末不足一半，与老龄化趋势相互强化，到21世纪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超过40%，在“未富先负”的背景下迎来“快负快老”(陈卫,2022)，给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党和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问题和挑战，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有助于改善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制定了《“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强调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研究者们也充分认识到生育政策、人口素质提升、服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对人口发展的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在总结和归纳人口发展规律，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交汇的影响，强调多维度协同发力积极应对等策略方式方面已有大量研究。就未来研究方向来说，还需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加强关于生育意愿等方面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为政策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证依据。
2.2 开展长寿红利开发和应用实证研究，提供老龄社会经济增长新动能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现在到本世纪中，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矛盾将越加明显，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人口领域的具体表现(原新,2018)。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基本要求。
现有政策和研究基本已达成共识：老龄社会蕴藏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投资长寿红利可以对冲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经济挑战(Scott,2021)。从生产性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相互作用角度讨论，长寿与健康协同提升的条件下，消除年龄歧视，给予老年人充分的社会参与和经济自主等增权赋能的机会，可以收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人类福祉和发展的增益(朱荟,2022)。实现路径上，关键是如何在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老龄化，以减少养老、医疗支出和照护负担，增加生产性活动的可能；
重塑年龄概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包括退休年龄等制度性规范的重建，探索老年人口作为生产主体、创新主体、消费主体的角色内涵等(陆杰华等,2022)；
有效利用长寿带来的额外时间，也是发挥老年人潜能的重要途径(Scott,2021)，以往研究也发现中国老年人具有社会参与的规模基础和意愿偏好(原新、王丽晶,2022)。结合现代化发展特征，大规模老年人口形成的涵盖适老化建设、医疗健康与科技、养老金融服务、终身教育、养老服务等庞大消费市场，也有助于从需求端形成经济新增长点(原新、王丽晶,2022；
杨菊华、刘轶锋,2022)。但整体上，国内关于长寿红利开发和应用研究相对较为不足，尤其多以综述和评论性文章为主，缺少实证研究证明。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出发，量化和评估不同健康水平、活力程度的老年人潜在或实际的社会经济价值。
3.1 加强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性研究，创新中国模式
中国老龄社会进程不仅伴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坚持系统观念，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综合应对，全面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孙计领等,2022)，这是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与中西方福利思想更侧重于个体权利不同，中国理论基础上更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基于老年政治经济理论视角探讨老龄问题的应对。内容上，国际老龄应对侧重于探讨如何在一个理论框架内从个人和环境等层面实现老年人增龄过程中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个体老龄化)，而中国老龄理念则侧重于探讨老龄化带来的规模效应问题和群体意义(穆光宗,1997)，把老年群体看作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去思考社会制度和规则建构的问题。
现有研究充分探讨了当前中国老龄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问题，包括制度的导向性、前瞻性、有效性和保障性等多个方面存在不足(周学馨,2022)；
总结了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手段路径，如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突出老年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自治性，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创造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氛围等(杜鹏,2022；
陆杰华,2022)。但整体上，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国际应对老龄化的普遍性相结合，深刻立足中国现实，凝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逻辑，形成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彭希哲,2021)。实践上还需创新老龄社会治理的新形式，结合中国文化和道德优秀传统，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三条道路(陈功,2021)。
3.2 把握中国老龄社会后发优势，推动老龄问题的全球治理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单一国家自身的挑战，更是全球性、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议题。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同时又存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多方面差异。此外，新信息技术和大量贸易、资本、人员、文化跨越国界流动以及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促进的人类相互联系的增加，对理解全球老龄化提出了严峻挑战(Powell,2014)。大多数发达国家有较长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年龄结构的变化，但许多欠发达和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一代人内的老龄化快速转变，被迫面对社会支持及跨代资源分配等问题，使得部分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与全球组织制定的解决方案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同时，过去主要参考和借鉴的西方老龄化应对经验和治理理论也在经历新一轮反思期(彭希哲,2021)，很难再沿用西方社会的“通式”来解决当前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复杂形势和问题挑战。
从世界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始于世界人口老龄化潮流自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历史拐点，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探索与实践，对人口基数相对较大、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高度借鉴意义。同时，面对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也仍处于老龄化、高龄化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之中。尤其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暴露出来的老年人数字鸿沟和数字困境、养老机构等老年服务体系完善与治理方面的问题是各个国家的“通病”。因此，中国经验和智慧对于全球老龄问题治理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拓展世界眼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题中之义。不仅要基于中国国情加强本土化老龄领域研究和创新，还要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走出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及区域老龄问题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老龄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全球及地区老龄问题解决和人类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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