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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述评

时间:2023-10-21 08:55:06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受到了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思想源流、现实挑战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学术界要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研究走向深化,应在研究思维、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关键词]党的十八大;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3)02-0135-10

[收稿日期]2023-02-13

[作者简介]郭易楠(1995—),女,河南漯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生态产品的富民机理与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CZZ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现实问题为指向,以人民为中心,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了新的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实践道路。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进一步凸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共同富裕”的研究热潮。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以“共同富裕”为主题发表的期刊论文约13000篇,其中仅2022年就有5500多篇;
下载量最高且被引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于2021年8月5日上网,下载量高达49212次,被引229次。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们长期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作为共同富裕的研究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共享发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等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新话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现有学术成果的系统性梳理,有利于我们了解共同富裕研究的发展过程,对下一步研究和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的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围绕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形成溯源、现实挑战及实现路径展开了深入探讨,本部分将根据以上四个方面对近几年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和凝练。

(一)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富裕”是前提和基础,是指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共同”是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共同富裕”的核心与灵魂。在我国,毛泽东最先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使用了“共同富裕”的概念,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p444。随后,共同富裕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2]学界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解读。

1.本质论:全民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首次將共同富裕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本质规定作出新的阐释,提出:社会主义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在。[3]有学者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惠及所有人的“全民共富”。[4]另有学者指出,全民共富体现了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理想,[5]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充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回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可以发现,共同富裕首先是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新时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6]。

2.目标论:全面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现有物质条件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论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质生活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富裕,“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内容的立体综合系统”[4]。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提出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呈现出物质富裕、精神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三个新特征。物质富裕是基础,精神富裕是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的追求,只有两者统筹结合,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富裕。[7]也有学者深刻剖析共同富裕的经济内涵,强调物质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共同富裕代表着一个包含精神、环境、社会、公共服务以及文化在内的多维度幸福生活,进而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8]3.方式论:共建共享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大蛋糕”,其次要“分好蛋糕”。两者要统筹考量、同步推进。有学者指出,共建与共享是共同富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共建解决的是“依靠谁”的问题,共享解决的是“为了谁”的问题。[9]一方面,共同富裕要求全体人民都参与,靠大家一起勤劳致富,努力把“蛋糕”做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而不是只被少数既得利益者占有。要“分好蛋糕”,形成人人享有的共享局面。也有学者运用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将其阐述为处理好“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辩证关系。[10]有学者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现实,提出现在已经到了讲究“分蛋糕”的公平规则的时机了。[11]在共建和共享的过程中要注意协调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若只关注经济物质层面的富裕而忽视经济关系方面公平正义的价值,共同富裕就只能是“镜中月”。同样,若只注重共同的正义价值而缺少富裕的财富奠基,共同富裕也必然沦为“水中花”。[12]4.过程论:渐进共享

有学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制度决定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程度。而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都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这也意味着共同富裕也必须是从量变渐进到质变逐步实现的过程。[13]也有学者基于我国现实情况,认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是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走向平衡充分的发展——产生更高水平上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因此也就形成了共同富裕分阶段的实现过程。[10]同时,立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循序渐进地提升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要注意“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既急不得也等不得。

(二)共同富裕的形成溯源

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照中国历史和现实而擘画的社会发展图景。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有深刻的理论基础、文化底蕴、历史根基和现实条件。

1.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构想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共同富裕思想有著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一直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从“乌托邦”走向了现实。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其共同富裕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14]有学者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四个维度论证了“人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求索中发掘根据;
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希望;
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超越中获得认同;
在科学论证方法的甄别中强化支撑。[15]也有学者指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论。”[16]其科学解释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制度前提、社会途径以及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7]2.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涵养

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自信的历史主动精神。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共富基因,主要体现在:富民为始的治国之道;
均平扶弱的损益之道;
重义兼利的索取之道。[18]另有学者以“两个结合”观照共同富裕的形成溯源,提出共同富裕是赓续中华民族大同理想的具象表征。[5]它既体现在圣贤先哲对“天下大同”的描述,也体现在底层民众对“均贫富”的向往。还有学者基于对历代思想家“均贫富”“小康”“大同”等观点的深刻分析,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延续。[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和培育了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源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内源性可能。[20]3.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党对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根基。目前,学者大多从实践探索和思想发展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进行研讨。一是按照实践历程纵向展开。学者们普遍认同共同富裕发展的四阶段论,即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脉络,[21]总结阐述了不同阶段党领导共同富裕的实践做法。尽管学者们对四个阶段的定义不尽相同,但这充分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历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二是按照思想发展横向探究。有学者梳理了各时期共同富裕思想,提炼出不同领导集体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发展和政策创新。从“共有共管,共劳共富”到“部分先富,尔后共富”,再到“共富之路,一脉相承”[22],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共同富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内加以理解,实现了对共同富裕认识上的又一伟大飞跃。[23]这深刻表明我们党对共同富裕在思想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

4.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积累,我国在经济、制度、文化、社会治理及生态文明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已具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共同富裕也随之成为新时代的“中心课题”。[24]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因取代了“落后的社会生产”,成为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最大阻力。[25]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后,共同富裕已由以往的“预设的发展目标转向实际行动”,标志着我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有学者指出,共同富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26]面对新的世情国情,需要我们贯彻共同富裕的要求,以“共同”的理念来解决不平衡的发展问题、以“富裕”的理念来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持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5]

(三)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多方面取得重大发展和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深刻变化,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以新思想引领新常态,以新理念指导新实践,以新战略谋求新发展,我国共同富裕事业再上新台阶、再展新画卷,具体体现在: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殷实;
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提升;
公共事业全面发展;
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但共同富裕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社会主义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实现共同富裕仍存在多方面的现实挑战,主要表现为:

1.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约

当前,我国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尚未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有学者将不平衡不充分分开理解,指出“两类发展问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具体表现为总体层面和经济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指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发展任务仍然很重,具体表现为数量层面和质量层面的不平衡。[27]也有学者基于对共同富裕的两个阶段性的富裕指标和共享指标的分析以及与全球数据的对比,得出我国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都不高的结论。[28]这主要体现在我国仍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居民收入差距有待缩小;
财产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公共服务不均等。[29]另有学者立足我国当下的基本发展情况,研判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一是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以及已脱贫群体面临返贫挑战;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更为巨大。[30]2.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短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从单一物质维度,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维度拓展。但由于我国过去长期聚焦物质贫困问题,侧重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富裕,对精神贫困问题的重视和解决相对滞后,因此,目前尚未形成物质、精神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观。[31]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在消灭物质贫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仍面临着严峻的精神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精神文明发展呈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贫困群众精神短板问题严重、个人的财富增长和思想进步呈不协调的发展状态。[32]另有学者从推进共同富裕的长效困境视角出发,提出当前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着认知偏差、供给不足、规范建设不足等多重挑战。[33]还有学者基于空间的全面性和时间的适应性两个维度,提出当前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存在三个层面的现实短板,即物质生活的现实掣肘问题、公共文化的效能不足问题以及精神生活的模糊认识问题。[34]另有学者基于我国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的现实,指出物质条件的改变,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心中文化观念的改变,随之会形成一种相对贫困亚文化。而“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趋于稳定,这种“贫困文化”基因的韧性大大增加了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35]3.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给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有学者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供应链调整收缩、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博弈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加速影响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外部局面。[36]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分别论述了外部环境变化对共同富裕的冲击。有学者从数字经济的角度强调,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发展和应用在放大产业优势的同时,也给共同富裕的实现带来了诸多挑战,如“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区域差距也可能在数字经济时代被拉大;
数字平台可能垄断等。[37]有学者立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的大背景,指出当前受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影响,未来推进高标准的共同富裕很难依赖于国外循环。[38]还有学者将“共同富裕”放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指出“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既面临一些工业化社会的传统危机形态,又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一道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共同面临技术变革带来的人类社会新挑战。”[39]

(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1.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促进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制度必然。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它体现和落实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各方面。一是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
二是人民立场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根本维度;
三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不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领导本领。[4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系统观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制定了科学的战略目标、展现了强大的战略定力及实施了系统的战略安排。[41]2.经济和社会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筑牢共同富裕实现前提的关键举措。多位学者从“三新”视角出发确保从顶层设计上高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第一,立足新发展阶段,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改革分配制度,使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形成“一个主次有序的制度体系,在分配中协同发挥作用”,通过分配制度体系切实将高质量发展的累积财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民福利。[42]第二,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促进共同富裕的保障机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掣肘,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的落脚点。要建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制度保障弹性机制、回应机制及衔接机制。[43]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双循环”格局。一方面,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国内经济发展质量。[44]另一方面,持续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在立足国内大市场的基础上,构建开放包容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同时,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同世界各国一起共享发展机遇、共同繁荣发展。[45]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基于当前数字化不可逆的大趋势,提出现阶段既要通过数字化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更要通过政府兜底,避免群体间的“分化”。[46]另有学者将共同富裕置于乡村振兴的视野中,提出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出现,要积极落实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释放促进共同富裕的“加速度”。[47]3.文化建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学者们认为,现阶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是注重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人需要的两个方面,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建立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又为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文化动力。[48]二是加强人民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即要优化城乡精神文化资源配置;
要加强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
要完善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49]三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筑牢共同价值信仰与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种错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阻碍着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富裕,必须构建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要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人民;
要坚持用道德模范先进榜样激励人民;
要坚持发挥多元主体联动作用教育人民。[45]此外,还有学者基于贫困文化韧性的视角,指出后小康时代的贫困治理进入“攻心”时代,重点在于矫正充斥在整个社会中的“精神贫困”,摒弃“穷人心态”和“贫困思维”,扩展相对贫困人口的认知“带宽”。[35]二、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基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角,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探讨,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当前的学术成果都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和现实导向。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在研究思维、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不足,亟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一)研究思维:问题意识不强,“政策解读式”研究过多

爬梳现有学术成果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即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
政策解释多,实践回应少;
应景研究多,深度研究少。当前大多数学者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侧重于政策性解读和一般性阐述,呈现出做“证明题”的思维取向,缺乏问题意识。做“证明题”,即对各种已知正确的结果或现实情况进行论证。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对“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分阶段、循序渐进的”“共同富裕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等论述多存在“用政策解释政策”“用复杂表达解释常识”的现象。作为学术研究,其重点应放在揭示和批评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不断的学术探索和创新中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不是单纯地证明已有的存在。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因问题意识在共同富裕研究中的缺位,导致关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现有成果也大多表现为,按照国家政策推论出的宏观、笼统的原则性建议,且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微观具体、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较少,指导性意义较弱,有效性不足。

(二)研究内容:内容同质化,研究领域过于集中

目前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短板。一方面,研究领域较为集中,涵盖不够全面。共同富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向度概念,其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涵盖政治、社会、生态以及人类发展的多领域问题。但已有研究成果涉及领域主要集中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方面,对其他方面的共同富裕研究涉略较少,且不够深入。例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保障性的作用,因此生态共同富裕对实现全面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对生态共同富裕的研究不能被忽视,但目前针对生态共同富裕的高水平高质量研究成果尚存空白。另一方面,研究主题相对固定,内容同质化问题突出。现有学术成果中,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及维度对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实现路径及价值意蕴等展开了详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特色共同富裕话语体系的阐释与构建打下了理论基础。但这些成果中存在表述内容同质化、抽象化的问题,成果转化可行性较弱。同时,对共同富裕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数。目前,学界对共同富裕制度的研究大多关注于现有制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就如何确保共同富裕顺利实现的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寥寥无几,少有的几篇文章也大多从宏观层面,泛泛而谈,缺少具体而有效的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三)研究视角:学科视角单一,缺乏国际视野

随着共同富裕研究的不断深化,其已不再独属于哲学范畴,应该更多地倾向于应用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共同富裕的多学科融合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学科视角的单一化,会使共同富裕的研究局限在固定的研究范式内,造成学科壁垒,导致共同富裕交叉学科融合的研究成果产出量极低,未来需要在拓展研究广度和宽度以及学科融合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国内学界大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经济学等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其他学科的研究少之又少。例如,当前鲜有从党建视角探讨对共同富裕与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地位等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当下,学者们大都立足国内发展现状对共同富裕进行研究分析,少有将其置于国际视野中。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西方在共同富裕的表达乃至内涵上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中西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涉及“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并都将其视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和目标。系统研究西方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达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地位。[50]因此,共同富裕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国内视野,应把中国视角和世界视角统一起来全面探究。

(四)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固定,定量研究凸显不足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多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等定性研究方法。一方面,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共同富裕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导向作用。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筛选、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历史研究法则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和历史追溯,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支撑、历史根源,使共同富裕的研究立得住、站得稳。但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复杂而深远的研究课题,实证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长期的缺位和运用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论证的充分性和科学性,同时不利于新思维、新观点的产生。另一方面,当下我国共同富裕已经逐步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因此有关共同富裕实现程度、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都不应该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应该尝试运用数据分析和数理统计等定量分析方法,客观直接地反映出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弱项短板在哪儿,为政府制定具有发展性、共同性和可持续性的相关重大战略提供重要依据。但目前对共同富裕定量分析指標体系构建的研究还较少。

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的思路

(一)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实践回应式”研究思维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51]P235问题意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问题,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理路贯彻到底。当前,在共同富裕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在政策解读和文本追溯上,问题意识凸显不足。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加强问题意识,在充分分析和掌握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真问题”“深问题”的基础上达成理论自觉,强化“实践回应式”研究,实现从做“证明题”到做“问答题”的思维转变。一方面,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学者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共同富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实现道路中的“梗阻”问题等。另一方面,要剖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社會科学研究中,采用何种方式去解决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应是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实践回应式”研究就是以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为基础,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予以理论上的回应。学者们要通过深入剖析当前共同富裕存在问题的根源,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基本遵循。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具体研究,在理论层面提出具体、有效的实施对策,实化研究成果,把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从“纸上”落到“地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助推具体实践的效用。

(二)深化时代解读,构建“共同富裕”完整理论体系

“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广、特色鲜明的理论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内核稳定、指向不变的历史范畴,学者们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抓住“共同富裕”的“变”与“不变”的本质特征,从而全面深刻地界定“共同富裕”的具体意涵。根据党中央给定的“元”概念,澄清思想和认识误区,不断深化时代解读,拓宽研究主题,补齐短板,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一方面,要深化共同富裕内涵的时代解读。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丰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应继续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作出科学阐释;
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挖掘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
继续探索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联系;
继续在物质共同富裕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多领域共同富裕的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共同富裕制度建设,探索构建“共同富裕”完整理论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总体上不能依靠自然过程,因此,必须依靠相应的制度建设来保证其顺利推进。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在精准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深入了解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改革、发展和完善共同富裕制度体系建设,要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以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进共建共享;
以基本经济制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正义分配;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以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52]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制度系统集成创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确保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加强学科融合,传递“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53]P171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样,共同富裕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复杂过程。因此,需要多学科、跨领域的共同参与,互相助力。一方面,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迫切需要打破固有研究视角的限制,既要注重运用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视角,继续深化对共同富裕逻辑、内涵和实现路径的研究;
还要自觉引入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和理论原理,加强共同富裕背景下人的发展、教育落实、精神贫困、伦理建构等相关话题的探讨。同时,学术界应积极开展交流,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共同富裕及相关命题展开合作研究,拓展共同富裕研究的学科视野,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分析范式,对该命题进行多维度和多层面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拓展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纵深,实现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从全球视角,更大视野、更深层次去思考和探索共同富裕相关问题。既要冷静客观地借鉴吸收国外相关经验教训,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制度的本质区别。要注重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着诸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者们应紧跟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扎根基层,展开充分的实践调查,系统总结实践经验,并将其凝练成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既能为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效参考,更能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样本、贡献中国智慧。

(四)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转化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贯穿整个学术研究活动的始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方法和途径。若想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今后,为提高共同富裕研究成果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转化力,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之外,还要进一步深化质性研究方法,并引入量化研究方法。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关注事物的不同层面,前者注重“质”,强调对研究对象展开“深描”,最后实现该研究的理论建构;
后者注重“量”,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精准的数据量化分析,最终获得规律性的研究结果。一方面,要深化共同富裕的研究,既需要搭建理论框架、进行理论辨析、实现理论推导;
又要关注现实,充分运用社会调查、个案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例如,共同富裕的实现是由局部到整体的循序渐进的过程。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下一步学界应聚焦浙江实践,对其进行个案研究。要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入研究、总结浙江实践的优势与不足,为未来共同富裕的发展走向提供科学理论指引。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已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亟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为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和评价提供理论支撑,但现有学术成果中对于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仍停留在原则指标、影响因素等定性研究层面,数据量化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因此,共同富裕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在科学界定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合理、动态、多维、易量化的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使推进共同富裕有标可依,有度可控。值得注意的是,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他们可以根据实际问题组合使用。我们要认识到,研究方法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具体选择何种方法或者组合形式,都是由问题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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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CPC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common prosperity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focus 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ideological origin,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and have achieved fruitful academic achievements.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the academic circle should further expand and deepen the thinking,contents,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Key word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ommon prosperit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責任编辑:郜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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