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璐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入重塑阶段，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冷战思维大行其道，涉华必黑、高调唱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的主流论调。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了新一轮对华舆论战，它们的对华批判话语从泛道德化转向泛政治化。西方舆论对华泛政治化批判是指，在涉华舆论中将非政治领域的议题政治化，以造谣、抹黑中国内政外交为手段，以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为目的，遏制中国发展，从而维护自身利益与霸权统治。这样罔顾事实的泛政治化批判话语已经蔓延至“疫情问题”“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经贸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等众多议题上，这不仅加剧了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与交锋，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加了中国外交处境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指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泛政治化批判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原因，积极应对进而打破西方长期垄断的话语霸权，粉碎美国主导的企图通过泛政治化思维制造新冷战的阴谋，营造客观、公正、友善的国际舆论氛围。
2019 年末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影响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格局。此次抗疫，中西方应对疫情的方式与成果的对比以及中国显现的强大政治效能加剧了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国家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革命性变化打击了西方国家的“自我优越感”，使其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轮全方位、多领域的以污名化中国为目的的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
第一，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西方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表现为，将中国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抗疫援助污名化、政治化，把抗疫援助称为为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疫情外交”。自新冠肺炎暴发至如今的“后疫情”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新冠病毒溯源和中国的抗疫成果，沉迷于人为制造“政治病毒”。继“中国病毒论”“口罩外交论”之后，西方政客又抛出了所谓“疫苗外交论”的可笑言论，他们将中国开展的正常国际疫苗合作污蔑为中国为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手段。如今，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抗争还在继续，预防和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传播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因而疫苗成为保障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必要武器。让各国人民用得起、用得上，使疫苗真正成为“人民的疫苗”是中国疫苗出口的初衷，早日实现全球群体免疫和世界复位，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5 月21 日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已向全球供应3 亿剂疫苗，将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多疫苗。”①习近平：《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5月22日，第2版。截至2021 年9 月，“中国已向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12 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 亿剂疫苗”②和音：《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人民日报》2021 年9 月24 日，第3 版。。反观西方，美国、欧盟、英国等能够研制和生产疫苗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应肩负起出口疫苗的大国责任，然而，《纽约时报》2021 年3 月22 日报道说，美国、英国和欧盟近期已交付约4 亿剂疫苗，但其中90% 为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所用，贫穷国家所获无几，造成了显著的不公平。报道说，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疫苗分享持抗拒态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在本国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去顾及其他国家的需要，更无从谈起专利分享等事宜。资本逻辑的自私自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绝不可能将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当作自己的使命，也绝不可能解决世界发展的难题。因而，西方国家这些陈词滥调的泛政治化批判，不过是为转移其搞“疫苗民族主义”，掩盖其资本至上的制度弊端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言论已经引起了国外网友的质疑和反感，例如，一位网友评论道：“在谷歌新闻中搜索‘疫苗外交’，排在前面的结果全是关于中国的，而搜索‘疫苗团结’，排在前面的没有一项是关于中国的。我很好奇你们的‘新闻自由’到底有多自由。”①陈奕平：《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中国疫苗如何能赢得世界认可？》，2021 年3 月5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319139754215059&wfr=spider&for=pc，2021 年6 月18 日。西方舆论对华的泛政治化批判必然会给世界各国合作抗疫设置阻碍，加剧世界疫情恶化，从而进一步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滞缓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对中国抗疫世界性贡献的泛政治化抹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比新冠病毒更为严重的政治病毒。
第二，在经济贸易领域，西方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表现为，将正常的生产活动、商品交易政治化为“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其目的是贬损中国形象，挑起民族矛盾，遏制中国发展。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总部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为由，宣布无限期取消所有对新疆棉企的担保认证，将新疆棉产品列入国际贸易“黑名单”。随后，德国H&M 集团（海恩斯莫里斯服饰）声称将不再使用新疆棉，因而引起了我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该品牌也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抵制。西方国家捏造的“新疆强迫劳动、侵犯人权”问题，其实蓄谋已久，从传播方式上来看，西方对华泛政治化批判主要先由高官政要炮制议题，接着由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跟进议程制造和引用大量的假报告，再由反华盟友煽风点火通过社交媒体造势扩散②刘瑞生：《传播的“常态”与“变态”——关于西方对我国的疫情舆论战的解析与应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 第5 期。。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以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就分别在2019 年10 月和2020 年3 月炮制了两份歪曲中国新疆政策的报告，并将重点对准使用包括棉花在内的新疆产品和劳动力的外国知名品牌的产业链。”③李司坤、邢晓婧、李萌，等：《H&M 抵制新疆棉花惹众怒——网友：希望扭曲事实又想挣中国人钱的公司好自为之》，《环球时报》,2021 年3 月25 日，第3 版。2020 年9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名为《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的假新闻，旨在给美国全面禁止进口新疆产品提供借口。2021 年3 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总部在参考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相关报告后，便以中国新疆持续存在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为由将新疆棉产品列入国际贸易“黑名单”。此后，CNN、BBC 等西方主流媒体迅速炮制了有关新疆骨肉分离、妇女被迫绝育、宗教自由受打压的虚假新闻，甚至将扶贫、就业转移等中国内政污名化为强迫劳动。德国反华学者Adrian Zenz（郑国恩）竟编造出在购买的越南产的羽绒鞋中发现维吾尔人的求救纸条这样的可笑谎言。与此同时，英国议会下院也发表了中国新疆地区正发生“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的不实言论，而这样的传播套路普遍存在于西方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各类议题中。其实，2018 年美国就曾炒作新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虽然2019 至2020 年相关中国企业已详细证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BCI 上海代表处也曾发表声明称从未在新疆发现一例强迫劳动事件，但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化后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其评判标准自然会成为政治博弈的砝码，对新疆棉的污蔑不过是西方国家“以疆制华”的手段，难道西方国家真的关心新疆人民的人权和生活状态？这样卑劣的舆论手段同样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巴基斯坦全球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哈立德·阿克拉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新疆棉花议题被炒作等事件的发生表明，一些西方企业正将新疆棉花政治化，这将对全球范围内的棉花需求造成毁灭性打击。西方媒体对这个虚假新闻给予了特别的报道，而且大都将一些小事件予以不成比例的夸张。所有针对新疆棉花的指控都是毫无意义的，目的无非是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政治化而已。”①张任重：《巴基斯坦专家：西方将新疆棉花政治化“毫无意义”》，《光明日报》2021 年4 月10 日，第8 版。他认为，西方散播谣言的真实目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混淆视听、干扰舆论。
西方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双重标准在日本倾倒核废水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日本倾倒核废水这件事上，热衷于炒作人权问题，将环保主义作为政治正确的西方舆论场却集体失声。欧洲媒体基本以叙事和报道他国态度为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感谢日本在宣布排放核废水这一决定时，做出了透明公开的努力。我们期待日本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协调。”日本倾倒核废水绝不是日本本国的内政问题，全球水系相通，核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将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和全人类的生命安全，联合国人权专家就日本向海洋排放一百多万吨核废水表态：“对日本境内外的有关人口充分享有的人权构成了很大的风险。”②《联合国专家担忧：日核污水排海将构成百年威胁》，2021 年4 月17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278056618768161&wfr=spider&for=pc，2021 年6 月18 日。西方所谓的人权国家在不遗余力地故意制造新疆人权问题的假新闻时，却感谢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近年来，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黑人的事件屡见不鲜，从被“跪杀”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到被“意外枪击”致死的非裔男孩特·赖特，再到被误杀的南非橄榄球运动员林达尼·迈尼。一个国家的执法人员可以随时合法杀害无辜公民，这是严重侵犯人权和种族歧视的行为。“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人权，就应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国国内每一个少数族裔都能够自由呼吸，就应该立即停止在海外军事行动中滥杀无辜并追究肇事者责任，对受害国和受害国民众做出深刻道歉，就应该立即确保疫苗全球公平分配。”③中国外交部：《2021 年5 月13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21 年5 月1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875557.shtml，2021 年6 月18 日。西方国家为中国量身编造的人权、种族谎言其真实目的是让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以期搞乱中国政治。
第三，在其他领域，西方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表现为，将科学技术、体育运动、宗教政策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内的内容片面解读，从而炮制、渲染“中国外空威胁论”“中国渗透论”等不实言论。从对华舆论议程设置上来看，反华是西方媒体涉华议题议程设置的前提条件，受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影响，西方舆论将低政治领域的议题“高政治化”，甚至有将全领域的涉华问题泛政治化批判的趋势。在科学技术领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称，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在航天领域的关键竞争对手，但中国正致力于赶超美国的航天实力，以便获得相关经济、军事利益和声望”①中国外交部：《2021 年4 月14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2021 年4 月1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8895.shtml，2021 年6 月18 日。。在体育运动领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2021 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建议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如中方继续打压宗教自由，美将不会参加北京冬奥会”②中国外交部：《2021 年4 月23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2021 年4 月23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104/t20210423_9177336.shtml，2021 年6 月18 日。。在国际交流合作领域，澳大利亚政府近日以所谓“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不符合澳安全利益”为由单方面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严重破坏了中澳正常交流和合作、毒化两国互信和民意氛围③钟声：《澳方开历史倒车行径不得人心》，《人民日报》2021 年4 月25 日，第3 版。。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对西方泛政治化批判的舆论反击能力仍然薄弱，这样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霸权”会使反华成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从而加深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反感和恐惧。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态势明显，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暴露无遗，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快速彰显，因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将中国当成眼中钉，会在国际舆论场中继续打压、污蔑中国，在意识形态话语权“西强东弱”的背景下，负面舆论无疑会成为我国构建良好国家形象的绊脚石，给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有力反击。
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华泛政治化批判基于一定的情感和现实考量，这种带有贬义性和侮辱性的污名化批判方式一旦在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影响，就会使我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努力大打折扣，也会使我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长期陷入困境，因此，探寻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的根源是解决该问题的起点。
第一，我国社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韧性和力量，对比之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缺陷和西方国家的治理之困暴露无遗；
在国际事务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论断及其实践动摇了西方价值中心论，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也因此强化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防备与规制心理。一方面，中国高效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快速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高效执行力并取得良好成绩的现实，证明了中国现行的体制机制在应对突发性、蔓延性外部冲击时的优越性”①佟家栋、盛斌、蒋殿春,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在抗疫过程中，西方国家虽刻意回避中国符号，但仍旧借鉴了中国的许多经验和举措，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背后不同的价值逻辑。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以资本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生成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实际上就是‘个人至上’”②骆郁廷：《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8 期。。而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之下生成的则是个人与集体、大我与小我辩证统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民至上”原则。例如，中国武汉“封城”奉行的是人民至上逻辑，宁可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封城”遵循的则是资本至上逻辑，宁可无视病毒传播，也不放弃资本逐利。
实践成果是对理论先进性的最好检验。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改变，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力量对比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疫情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优越论遭到现实的无情打击，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组织优势、拥有独立完整产业体系的产业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道义优势，在疫情应对中得到了完美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国际舆论的好评度持续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霸权统治地位。中国的崛起之势在西方某些政客眼里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53 页。。中国凭着代代接续的艰苦奋斗实现了全方位的进步和发展，敌对势力想要打压中国很难下手，因此，以美国总统拜登为首的西方政客们炮制了针对我国的所谓“人权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我国新疆污蔑成“威权政府”统治下充满“种族歧视”和“强迫劳动”的毫无人权的黑暗地带，不过是以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伎俩，这也是西方国家对华舆论为什么发生从新冠肺炎暴发初期的隔岸观火、污蔑中国人食用蝙蝠的泛道德化批判，到疫情全球大暴发后叫嚣的“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的污名化，再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外交”“种族灭绝”的泛政治化批判的转向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变革战略目标，打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民族利益优先”等漠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理念，挑战了西方以狭隘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治理秩序。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交流与进步，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5 页。“以资本增殖性、剥削性为前提的世界市场开拓，使得资本逻辑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①冯霞、胡荣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1 期。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庸俗国家主义观念和霸权主义思维，无视他国利益，实行逆全球化，“旨在打击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以确保其资本的持续获利空间”②冯霞、胡荣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第1 期。，因此，人类社会迫切渴望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方案。但是，“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繁荣的人类文明新秩序不可能搭建在特殊利益的基础上，而是要以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基础，使特殊性与普遍性实现为一种互为确证和内在统一的关系”③赵坤、刘同舫：《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理论视野》2021 年第2 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在政治上倡议平等和尊重、在经济上主张互惠互利、在文化上和而不同、在国际规则上主张寻找最大公约数”④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4 期。。相较于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治理秩序，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显然更具先进性、合理性与公平性。近年来，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形式，将不同地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联通起来，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路径与现实平台”⑤李丹：《“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1 期。，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特别是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防疫政策、治疗方案、科研成果等抗疫经验和防疫物资与各国分享，这些行动提升了我国的影响力，但也强化了西方对我国长期以来所持有的防备心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给强化涉华媒体、人员和活动的意识形态管控找借口，以及为实施和升级对华竞争性攻击政策制造“合理性”依据⑥蔡文成：《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理论探索》2021 年第3 期。，从而将中国置于国际舆论场的被动地位，它们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中国威胁论”“口罩外交论”等泛政治化批判话语。
第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后疫情时代，在世界力量格局上展现出“东升西降”的新态势，拥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资本主义霸权地位，利用信息强权和话语霸权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战略围堵，以期剥夺、打压我国正常发展的权利和自由。一方面，“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必然引发他国特别是原世界霸主的怀疑和恐惧”⑦黄金辉、魏倩：《大变局下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及其启示--以美国国际战略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患有“中国恐惧症”的美英等西方国家为掩盖其日趋严重的国内治理危机，编造人权、宗教谎言，利用网络舆论渲染“中国渗透论”“中国威胁论”贬损中国国家形象、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的后疫情时代，西方国家长期累积的国内矛盾无法有效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断显现，其急需转移国民视线的“背锅侠”，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中国，被其视为“天然对手”，成为其甩锅的最好对象。西方国家将多边主义狭隘地解释为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利用造谣、抹黑等泛政治化批判手段放大不同文明和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渲染西方政治正确下的民主与自由。另外，西方多国对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国家霸凌”，以“种族灭绝”为由污蔑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还来自于其自身的认知体系局限，在美英等反华专业户眼中，资本主义文明是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上的现代文明“样板”，而“中国是与他们对立的极权、专制、独裁、黑暗、邪恶的国度”①曾庆香：《新媒体语境下的舆论外交：弱者传播与数据新闻》，《社会科学》2021 年第4 期。，对拥有“原罪”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救赎被视为它们的使命。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对非西方国家经济援助时都会习惯性地将价值观认同作为附加条件，以此传播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在其“国强必霸”的思维之下，它们也必然会认为，中国对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同样是带有价值观渗透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全球媒体格局中，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仍然拥有先进信息技术、新闻垄断以及英语通用语言的优势，因此一直扮演着国际舆论议程设置者的角色，它们利用“境外策划，境内联动”“网上煽动，网下行动”等网络勾联策动②骆郁廷、李恩：《网络空间西方价值渗透及其应对》，《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2 期。方式对华实行更加直接和暴力的舆论泛政治化批判来打压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依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硬性介入和软性渗透的方式强迫非西方国家认同资本主义价值观。如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新空间，作为网络信息技术发源地的西方国家，在互联网领域仍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话语权和控制权。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以互联网为依托，大肆向“异己”国家倾销饱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网络文化产品，以达到政治文化扩张和抢占意识形态高地的目的。在最初的时间里，中国互联网中充斥着大量西方国家包装过的网络信息，“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样化”等反马克思主义论调大行其道。但是，后疫情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发展和国民政治鉴别力的提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与社会治理方面展现出的效能，无形中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与此相反，西方国家暴露出来的治理之乱给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以往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隐性渗透并未到达它们所期待的效果，也未能满足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反而大放异彩。因此，后疫情时代，西方国家将“舆论焦点集中于安全、民主、人权、秩序稳定等易引发价值观争议与情感共鸣的议题领域”③汪圣钧、王义桅：《从疫情下欧美涉华舆论动员的异同看“西方化叙事”的危机》，《德国研究》2020 年第3 期。，捏造和传播虚假新闻，丑化中国形象。它们还利用外资输送、网络勾结策动等方式培植了一些所谓的“证人”和伪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混淆视听，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将学术问题泛政治化，先是炮制了“锐实力”一词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后又使用更加直接和暴力的“脱钩”与“对抗”方式，打着“自由”的幌子，以捍卫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对华进行泛政治化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频频上演这样的政治闹剧，还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很难在国际舆论场中做到一呼百应，处于有理说不出，说出来也难以被世人听到的境地，导致中国提出的先进理念容易遭遇误解和打击。
媒体有国界、新闻有立场。“舆论中的世界是被政治家们精心定义的，远离了现实中的世界。”①曾庆香：《新媒体语境下的舆论外交：弱者传播与数据新闻》，《社会科学》2021 年第4 期。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完全出于处心积虑的故意抹黑。因此，想要规避西方话语挑战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斗争策略，不断提升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以及对外表达的话语能力，才能更好地掌握话语主动权，从而化解西方对华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
第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巩固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物质基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魅力的同时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认同。后疫情时代，揭露西方批判话语的虚假性、赢得话语主动权，是破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根本途径。“强大的硬实力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物质基础’，先进的文化软实力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思想支撑’，硬实力强则话语权根基牢，软实力强则话语权动力足。”②周栋、储峰：《新时代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三维视角》，《思想战线》2021 年第3 期。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开放发展，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累积。使坚实的经济基础成为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底气和物质保障，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在国际话语场的一种表现，经济硬实力的变化会或快或慢地导致话语权力的同向变化”③陈曙光：《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力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 年第1 期。。硬实力强则话语权根基牢，话语权根基牢则能在涉华舆论中把握定义权、阐释权与主导权。与此同时，应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从以硬实力为主的器物现代化到以软实力为主的制度现代化转向，在制度优势的不断彰显中赢得话语主动权。此外，我们还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使人民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同时也能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享有者，从而提升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民心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抗疫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今，西方对华舆论中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论调此起彼伏，赢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信心和信念的定心丸与压舱石，落实“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对内凝聚了社会共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对外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成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支撑。软实力强则话语权动力足，话语权动力足则能有效传播中国声音，避免国际舆论场中受制于人的局面。
第二，积极传播“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共生共荣理念①赵坤、刘同舫：《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理论视野》2021 年第2 期。，揭露“西方优越论”幻象，打破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之下“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
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践行，倡导团结合作，以中国之治推动世界之治。在西方资本逻辑之下不存在“共同利益”这一概念，它们在对剩余价值贪婪追求中形成的个人利益至上理念和零和博弈竞争观，都是以追求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原则，并且“西方文化的成功传播更多地依靠了武力、殖民和霸权，而很少由于他者的主动仰慕而得到成功传播”②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在这种逻辑之下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难以被理解和实现，因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真正地带领全球人民解决公共卫生安全、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等全球治理难题。与此相反，中国推动建设的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给世界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好评和支持，但同时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中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污名化中被遮蔽。为此，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建设，在理论解释力方面，不仅要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所在，还要“剖析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揭开资本剥削压榨劳动的真相。”③徐国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提升路径探析》，《理论月刊》2020 年第10 期。指明“西方优越论”观念本身就带有殖民性和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的文明秩序必然会被更公平的秩序重塑代替。同时，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为全球文明新秩序提供理念上的指引，争取治理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和认同度。在实践践行层面，将共同发展、共赢共享、均衡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落实，不断推进世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努力在实践中推动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发展新理念的认识与认同，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积极肩负起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大国责任，摒弃“疫苗民族主义”，提高发展中国家疫苗进口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尊重全人类的生命和利益。
第三，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坚持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应对原则，揭露西方批判话语的虚伪性，有力反击“阴谋论”“中国威胁论”等对华泛政治化批判话语；
充分利用数据新闻等新媒体传播手段，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贴合西方文化基因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如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虽日趋常态化，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泛政治化批判还主要以传统的编故事方式进行，即编造一个个假故事来抹黑和污名化中国，及时、公开、实事求是地针对谣言的有力反驳是解决泛政治化批判的最直接途径。同时，率先使用网络新技术，例如“直接通过大数据，制作数据新闻，织就天罗地网进行防御，如将1 272 万维吾尔族人按照家庭人口情况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做成数据新闻，可回击一切关于‘种族灭绝’‘强制绝育’等恶意攻击”①曾庆香：《新媒体语境下的舆论外交：弱者传播与数据新闻》，《社会科学》2021 年第4 期。。另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要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国际平台，使用西方国家的话语媒介，站在西方国家“政治正确”的角度，以西方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话语传播中国声音，“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320 页。。西方对华泛政治化批判的话语传播主要依靠网络媒体平台，在国际媒体上及时有效地传递涉华问题的“中国声音”是批驳负面舆论、表明中方立场的关键。Facebook（脸书）和Twitter（推特）作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两大自媒体平台，是“政治事件传播以及政治舆情评估的重要载体”③薛瑞凯：《“一带一路”倡议海外舆情的测量和评估——基于对社交媒体推特的可视化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21 年第1 期。，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把握住这些平台建立例如“# People"s Daily Comments”的传播渠道，有理有据地主动回击谣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代表中国官方发声，将国内热点评论以外文的方式在国际媒体中传播，可以提高“中国声音”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另外，与商业文明发达，善于打广告的西方国家不同，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化讲求“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产品质量至上的广告逻辑，但是用这样的逻辑应对西方舆论的故意抹黑，显然无法实现“清者自清”。利用西方文化特点，例如“新华社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短视频《病毒往事》（Once upon a Virus），以融合中美典型文化形象的‘乐高’式卡通风格展现了中国在疫情开始时对世界的友善提醒与信息共享是如何被美国忽视，而在全球疫情发生之后，美国又是如何‘倒打一耙’指责中国不公开抗疫信息的”④史安斌、刘长宇：《效力拓展与能力升级——中国国际舆论传播力提升路径研究》，《新闻战线》2020年第22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外国网民的信息接受度。再如，政治讽刺漫画是一种深受西方民众喜爱的媒体评论形式，已成为抨击、讽刺时政的一种手段。抓住这一偏好，中国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了乌合麒麟的政治讽刺漫画，引起了外国网友的广泛关注，成功揭开了西方国家的遮羞布。2021 年7 月31 日，乌合麒麟发布新作《神明改造》，剑指美国德堡实验室，生动讽刺了美国的各种霸权行为，这幅漫画同样也可以发布在国际传播平台中，使其成为打击西方对华泛政治化批判的重要手段。此外，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及传媒领域的缺位问题。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今世界话语体系中占有强势地位，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也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范围内展开的，因此想要打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垄断地位就必须“加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在质和量上改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话语供给，使新闻传播领域成为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阵地”①王岩：《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4 期。。除此以外，必须加大汉语的国际推广力度，语言在意识形态传播中有着重要的媒介功能，使汉语语言及汉语出版物更好地走出国门，被更多的外国人所认识接受，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也是提高中国国际话语地位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