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良,朱爱敏
(新疆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明确“县级融媒体中心”概念,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战略谋划和整体布局。这标志着国内融媒体建设正式步入第二阶段,基层融媒体建设进入政策关注的焦点。在获得政策扶持后,县级融媒体作为研究对象被学界和业界持续关注,相关文献数量持续增长。“‘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指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基层融媒体平台。”[1]在中国知网(CNKI)以“县级融媒体”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后发现首篇文献发表于2013年,同时2013—2022年间的期刊发文数量多达3 738篇,遍布多个学科领域。但是,现有县级融媒体研究总体聚焦于对其自身的建设路径探究,主要集中在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具体实践案例分析、困境措施建议等,较少有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的综述性研究。知识图景在横向上代表着某个历史区间内知识体系在各种层级、因素、组织架构三方面的相加,而纵向上则体现了相异区间的事物主要部分认知体系与思维模型的普泛特征。[2]为更准确把握我国县级融媒体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将尝试对2013-2022年间的县级融媒体研究呈现出的知识图景,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进行图谱式呈现与分析。
“CiteSpace”作为一款数据可视化程序,是基于计算机编程语言“Java”研发的。学术领域变迁的主要轨迹及其思想理论拐点可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梳理且探究出来,并以多元可视化图谱的描绘制作来实现对学术领域发展前沿的观测及学科演进隐性驱动机理的剖析,这种对于专有领域文献(整合)进行计量的功能主要是建立在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及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之上的。[3]本文运用CiteSpace6.1.R2,并辅以参考文献管理工具Note Express及Excel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呈现县级融媒体研究演化的关键路径,探究县级融媒体研究热点,形成对该研究领域演化脉络的客观分析和发展前沿探测。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高级检索系统对其中文文献进行检索,在检索类目框中,把文献主题限定为“县级融媒体”,同时把文献关键词也限定为“县级融媒体”,并以“或者(or)”的检索条件逻辑将两者相关联;文献分类目录限定为“信息科技”下的“新闻与传媒”,期刊来源种类选择“全部期刊”,基于多重条件限定搜索后,总共得到2 838篇相关文献,由于并未对发表时间做出限定,因此获得文献整体发表历史区间为2013年到2022年4月。经过对初始文献进行手动过滤,去除与主题无关联、题目重复、缺少作者、被撤稿件以及会议和采访等不符合本文研究主题的文献共422篇,最终得到有效文献2 416篇(图1),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
图1 2013-2022年4月县级融媒体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2005年,蔡雯学者在论文中首次将“融合媒介”概念引入国内,打开了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序幕。[4]随着媒介融合研究推进,逐渐有学者开始对县级融媒体进行试探性研究。由图1可知,县级融媒体文献发表始于2013年,随后几年也有零星出现。直到2018年8月,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此后,国家战略方针正式纳入县级媒体传播力建设,相关论文开始井喷式增长。2018-2020年发文量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表明县级融媒体已成为学术届的研究热点。同时,以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共同形成的四级传播矩阵在2020 年党中央所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因此,即使在2020年后,论文数量稍有回落,但是作为国家媒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县级融媒体研究仍然保持一定的热度。由此可见,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是随着媒介融合理论的研究发展和县级融媒体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出台而成长起来的一种新闻传播领域的现象级发展。
检得数据中,刊文量前十的期刊及其刊文量依次为:《西部广播电视》(146)、《新闻研究导刊》(127)、《新闻战线》(110)、《传媒》(99)、《青年记者》(86)、《传媒论坛》(84)、《传播力研究》(81)、《中国报业》(80)、《声屏世界》(69)、《新媒体研究》(68)。由于普通期刊发文量大,笔者将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其扩展版来源期刊)单独统计,如图2所示。
图2 核心期刊刊文量统计
(一)关键词共现图谱与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提炼,以关键词的显现频率及内在逻辑为引,对2013—2022 年县级融媒体研究文献中的进行计量研究,能阐明此研究范围的研究焦点分布情况和知识结构发展演化情况。在CiteSpace软件中对2 416条数据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关键词(keyword),设置时间跨度为2013-2022年,时间切片为1年,其它参数为默认设置,软件运行后出,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3。图中左上角的文字显示了相关数据,其中“N=371”,代表图谱有371分节点,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大小反映频次高低;E=147 5(Density=0.021 5),代表节点之间有1 475条连线,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网络密度为0.021 5。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呈现情况可知,议题充实、视域多样的县级融媒体研究集中于全媒体、新媒体、舆论引导、媒体融合、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关键议题展开。同时结合研究需要,从数据中导出频次前30个关键词,并对其频次、中介中心性、初现年份进行统计,如表1。关键词中介中心性与其占有节点的区域和所掌控的关键词间信息流成正比,同时中介中心性也决定了关键词能否在整体知识结构中实现建设性的中介效用。[5]表中显示,媒体融合和融媒体两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最强,分别为0.56和0.49,居于研究中心性的首位。媒体融合是指导县级融媒体发展建设的核心理论,其思想构成了县级融媒体的底层逻辑;而融媒体则是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县级媒体发展形态的具体表现。
表1 频次前30关键词数据呈现
图3 县级融媒体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笔者通过CiteSpace的LLR 算法将语义一致的关键词进行归并处理后,生成了县级融媒体文献研究的 10组关键词聚类,分别为#0县级,#1移动优先,#2媒体融合,#3融媒体,#4社会治理,#5内容生产,#6媒介融合,#7影响力,#8因地制宜,#9绩效考评。在CiteSpace软件的“Clusters”菜单栏中选择“Summary Table”,可以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表2),通过对每类聚类标签相连接的关键词进行查看,可以对每个聚类热词所研究的具体内容有更加清楚直观的了解。结合考虑关键词的聚类、频次与相互关系,可以把县级融媒体研究的主题更深层次地归纳如下:(1)县级融媒体技术创新研究;(2)县级融媒体的内容生产研究;(3)县级融媒体嵌入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4)县级融媒体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研究;(5)县级媒体融合建设与本土化路径研究;(6)县级融媒体的管理机制研究。
表2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二)文献作者分析
统计显示,2 416篇文献共涉及2 576位作者(含第二、第三作者),发文量为1篇的作者占84.39%,发文量为2篇的占11.03%,大于等于3篇的占4.58%。从作者发文量来看,持续关注媒介融合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黄楚新,而谢新洲、陈国权、田龙过及胡正荣等学者发文成果最为突出,发文量都在8篇及以上,对县级融媒体给予了历时性研究。而文献发表量排名20以外的作者发文量绝大多数在1-5篇区间内,可以看出国内对关于县级融媒体主题的研究呈现出单核心的发展模式,少数核心成员占据重要地位。运行CiteSpace将2 416篇文献涉及的2 576位作者其合作关系可视化,时间切片设置为2years,设定阈值为2,即至少发文2篇和作者间两次合作,得到作者共现图谱,见图4。图中出现了448个节点(N=448),代表有448位作者,作者的名字越大,表明该作者在2 416条数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其中节点间的连线为130条(E=130),表明448位作者间存在130组大于等于两次的合作关系,即作者在该合作关系下的发文量大于等于两篇,连线越粗,说明相关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基于普赖斯定律,同主题下,高产出作者的集合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6]因此取前50名作者,考察其与合作对象的发文情况,可得高产作者平均合作发文率为55.83%。然而,不同作者间合作情况差异较大,50名高产作者中9人仅以独立作者身份发文,占比18%。再结合图4可知,关注县级融合体的学者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分散的样貌,高发文量作者之间缺乏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多存在于同机构或师生之间,合作广泛程度较低,这说明目前我国县级融媒研究人员虽然多但较为分散,不过一些学者之间已初步形成跨院校的合作关系。
图4 作者共现图谱
(三)作者机构与文献被引分析
在CiteSpace软件中节点类型选为机构(Institution),设置时间跨度为2013-2022年,时间切片为1year,其它参数为默认设置,软件运行后出,生成机构共现图谱,图谱显示,其中有52组机构发生过2次及以上的合作。据统计,其中发文量前五机构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82篇)、中国传媒大学(52篇)、河北传媒学院(32篇)、中国人民大学(27篇),暨南大学(24篇)。即使现在多为同地域与同高校的机构合作,但也渐渐趋向于像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等跨校的合作。同时除了高校,还有其它研究机构主体,像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中国教育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等专设研究机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人民网研究院等,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按各类机构的平均发文量计算,县级融媒体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高校、研究机构和媒体,政府和社会组织等机构在县级融媒体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论文的学术权威度、被了解程度和被接受程度通过其文献被引量能有所体现,同时文献被引量也可以突显出该研究领域学术探讨焦点的关键重心、要点问题和主体思想。笔者将此次研究所检索的文献中被引量前10的论文作统计,被引量最高的是复旦大学2018年朱春阳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一文,文章主要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创新为主体,就融合如何引导、服务群众等问题进行探讨。[7]其中,从朱春阳、谢新洲和陈国权学者的发文量和论文被引总量可以看出,这三位学者是县级融媒体研究的核心人物,其研究成果是此研究领域的基石。同时,基于被引量名列前10的文献内容得知,研究者在县级融媒体领域普遍考虑的关键主题大体关乎县级融媒体的建设路径,发展现状调查以及县级融媒体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等。
(四)研究热点演变
1.关键词突现分析
在单个时间区域发表的文献中,短时间内出现频率突增的关键词可被称为突现词。基于对某阶段县级融媒体研究的突现词进行分析,可获知其研究焦点变化的基本走向。通过把CiteSpace软件中的控制面板参数选定为“Burstness”,并对2018-2022年4月间关于县级融媒体研究的有效文献实施数据解析后,获得25个突现词,同时经过排列整理,以突现词图谱形式呈现,见图5。关键词突现数值(Strength)与关键词出现频次成正比,“Begin”与“End”则分别代表关键词突现的起始与结束年份,而关键词突现区间图是以红蓝组合条纹图呈现,红色线段长度为关键词突现时段。
图5 前25突现词共视图
由于2013-2017年间,县级融媒体概念还没被具体提出且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少,避免对关键词突现的整体分析造成影响,则没纳入此环节的统计分析。由图5可见,25个关键词按照突现年份排序,突现词的出现时间跨度都比较短,都在两年以内,说明近5年来,多县级融媒体研究的方向多元且阶段性研究重点变动较快。至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明确“县级融媒体中心”概念以来,从2018年到2019年出现的突现词“媒体建设”“县级台”和“引导力”等可以看出,此阶段学者还是处于对县级融媒体的前期研究初探,关注的重心是县级融媒体自身的建设与舆论引导力的研究。2020年间出现的突现词是“疫情防控”“探索”“民族地区”“四力”,虽然此阶段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中国近半省市已落实,同时工作核心也已从贴近群众转向服务群众[8],可是基于新冠疫情防控宣传状况,县级融媒体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与基层舆论引导力还稍显匮乏。因此,此阶段学者的关注方向逐渐从县级融媒体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转向微观施策制定和具体实施,注重与地域性特色和时代背景相结合。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同时随着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2021年到2022年4月期间出现的突现词是“乡村振兴”“基础治理”“短视频”和“纵深发展”等。根据突现词可以看出,此阶段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和媒体融合渠道下沉,研究注重县级融媒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层的实践指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相互作用;在县级融媒体新闻实践上,注重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技术应用的研究。
2.关键词共现图谱时区分析
CiteSpace软件可视化生成的共现图谱时区图将关键词突现时间及其历史性的演变路径串联呈现。随着时间的推进,县级融媒体研究的关键主题和前沿重心都发生着相应的继承与转变。2013-2017年,主要是试谈在数字技术发展和国家推进三网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县级媒体如何适应和跟随时代的要求变革发展。
2018—2019年,该时间段的热点主题词为:“舆论引导”“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平台建设”“政务服务”和“技术创新”等。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标志着国内融媒体建设继中央、省级媒体融合之后正式进入基层媒体融合发展的新阶段。[9]2019年,就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总体架构、功能、基础设施配套、关键技术指标及验收等具体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两项公布的文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同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深化各方面改革以提高县级融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0]2019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从发展模式的探究转向传播力的探究。基于国家媒体发展趋势导向,县级融媒体如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内容生产分发和平台服务水平,加强对基层用户的舆论引导力与县级融媒体如何衔接基层社会治理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这两年的研究关注焦点。在县级融媒体建设研究方向,朱春阳学者的论文《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被引量最高。[7]在县级融媒体舆论引导力研究方向,朱良志学者的论文《浅析县级融媒体中心新闻舆论引导力的提升路径》被引率最高,文中说到基于2020年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状况,提出县级融媒体要遵循党的领导,重视自身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以服务群众为导向,加强融媒内容的生产,逐渐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闻舆论引导力。[11]在县级融媒体协同社会治理研究方面,藤朋学者的《社会治理、传播空间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论文被引量最高,他在文中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虽然是以技术为根基, 但只注重技术的融合升级是偏颇的,其建设难点在于公共服务的融合创新与既有基层传播网络的对接,因此想要提升其传播力与得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考虑传播目的与受众需求、传播活动与公众参与和媒体传播与政务公开三方面有机融合的问题。[12]
2020-2022年4月,该时间段的热点主题词为“短视频”“本土化”“治理”“疫情防控”“大数据”“新闻宣传”等。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和“十四五”规划都提出要促进媒体融合的纵深化进展。其中《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调见》强调要以体制、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推进,而“十四五”规划则着重强调全媒体传播的实施和县级融媒体的良性建设运作。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县级融媒体作为疫情信息收集与传播的前线部门和舆论引导与监督的基层核心据点,对其热点探讨逐渐转向如何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正确的基层舆论引导与监督及起到上下信息疏通和组织动员作用。这种研究转向也是对县级融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认识的深入与细化,和县级融媒体舆论引导与自身建设本土化的摸索。在疫情防控研究方向,陈璐颖和宋建武学者的论文《从疫情防控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方向》被引量最高,文中表示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为此次抗疫工作中的中坚力量,疫情防控工作折射出大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仍存在的综合服务能力和组织群众广泛参与的能力的问题,凸显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相辅相成的必要性。[13];在县级融媒体与“短视频”研究领域中,柳顺涛学者的论文《融媒体时代县级媒体短视频生产传播策略——以钟祥市融媒体中心为例》被引量最高,文中以钟祥市融媒体中心为例,概括了融媒时代,县级主流媒体内容制作短视频化的原因以及其短视频产制与传播的重点模式;在县级融媒体“本土化”研究方向,张宏邦等学者的论文《整合与协同:县级融媒体的现实困境及本土化推进路径》被引量最高,文章本文从整合协同理念出发,摸索兼容本土化特点的县级融媒体建设发展模式。[14]自国内县级融媒体建设开始,就与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相互绑定,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随着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县级融媒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再次成为研究热点,但较之前,更注重在信息化数字化视阈下的研讨。在乡村振兴研究方面,常凌翀学者的《乡村振兴视域下县级融媒体的创新发展路径》论文被引量最高,他在文中提出根据互联网新思维,以乡村振兴政策为思想基础,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在融媒理念、内容生产、用户思维和网络扶贫等方面出发, 革新县级融媒体推进道路辅助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综合上文对各研究阶段的分析可以获知:基于对县级融媒体认知的深入,县级融媒体研究逐步从宏大视角探讨问题转向微观切入研究具体实践问题;随着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越发深入,研究视阈也逐渐下沉到乡村的基层建设与治理问题,对县级融媒体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逻辑进行了详细具体的探讨,全局研究体现出纵深发展的走向。
通过对知网2 416篇县级融媒体研究文献进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并基于对其关键词、作者和机构等的分析,能透视出我国从2013年到2022年4月间的县级融媒体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文献统计的状况呈现出我国县级融媒体研究多层次和内容广泛性的特征;关键词的聚类分析表明我国县级融媒体研究大体能归类为县级融媒体建设研究、舆论工作研究、本土化研究、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融媒体技术研究五类。县级融媒体的广深高三个纬度建设发展与政策扶持及基层政府的顶层设计高度关联,其所进行的媒体改革是由国家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进的。[12]通过历时分析可以发现,县级融媒体的研究起始于2013,2018年是文献数量暴涨的转折点,而2020年则是研究纵深化具体细致化的转折点,这两个转折点与县级融媒体相关政策相呼应,县级融媒体研究表现出显著的政策导向特征。在政策导向引导下,实例建构与学术研究相应增进,县级融媒体研究议题为全面多层次、内容日趋充实。
被称为媒体融合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县级融媒体,从2013年起,经历了摸索、实践、升级、细化的四个阶段。其研究视角也从宏观视阈逐渐下沉,主题热点从提升舆论引导力转向协同基层治理、辅助乡村振兴、完善公共服务和县域本土化研究。但研究主要聚焦于县级融媒体内部的技术、平台、人员、体制机制等要素,缺乏对媒体传播机制与媒体内外部因素、群众生活实践、主题内在逻辑之间互动联系的研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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