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雪雄 李梦琪
摘 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
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乡村生态宜居；
农业技术进步效应；
城镇化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6-0047-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編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6.004
完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农民生活的主要场域，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有助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流入，践行“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发展思路。中央及地方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①，衍生出非农产业带动、农产品加工带动、农旅产业融合带动等多种治理模式，丰富拓展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容和形式，但也暴露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供给资金不足、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1-2］，迫切需要拓展新思路、利用新技术、采取新方法缓解这些问题和短板，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迈向新阶段。
数字作为信息时代的新人力资本要素，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科技为基础，以普惠包容为理念，一方面通过移动支付、网络借贷、手机银行等新型媒介打破金融服务时间空间限制，为农业绿色环保生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从源头上鼓励社会资本流向节能高效生产流通环节，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释放农业发展潜能。
那么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其作用机制如何？基于此，本文采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及机理。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目前学术界着重关注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方面的指标构建较少，缺乏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方面的影响研究。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新视角出发，对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分析，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第二，在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基础上探究其影响机理，检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是否可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解释说明。第三，针对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和维度的差异，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时间空间效应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愈发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振兴指数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发展影响进行了一定分析，但目前结论尚未统一。
（一）文献回顾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生态宜居不仅要加强对乡村自然环境的保护，也要改善乡村水电、道路、通信等人工环境，提高乡村教育、医疗等社会文化普及率。学界关于乡村生态宜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及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案例分析两方面，通过对比不同区域乡村生态宜居发展水平，总结乡村生态宜居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其中，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方面，大多学者将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中的一个维度进行探讨，少部分学者对乡村生态宜居进行单独的指标构建和分析。如芦风英等［3］、闫周府和吴方卫［4］、张挺等［5］、韦家华和连漪［6］等均从乡村振兴发展维度出发，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进行指标测度，对我国各省份地市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对比评估。蔡雪雄等从乡村生产、乡村生活、乡村生态三个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55个县域进行评价分析［7］。李松睿和曹迎从居住条件、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四个方面对川西林盘生态宜居性进行评价［8］。肖黎明等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农村生态宜居水平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数据对各省份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9］。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案例分析方面，学界普遍采用实地调研方法，认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主要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不足、农民群体高度分化对生态宜居的认知不强、社会资本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难等问题，认为应重点关注服务农民生计的人居环境建设，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选择适宜地区发展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模式；
提升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及专业素养等［10-12］。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已渗透到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乡村经济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扩充农业经营主体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经营主体风险厌恶度，通过缓解收入不均衡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3-14］。第二类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发展无显著影响，甚至可能减缓乡村发展进程。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推广，但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差异。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使得乡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将一部分农业经营主体“排斥”在数字经济的成果之外，无法和城市居民公平享有数字机遇和数字红利，可能导致乡村发展不进反退［15-17］。
生态宜居是乡村发展的硬指标，数字普惠金融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剂，但尚缺乏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分析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研究，更鲜有将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等整合起来，综合考量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机理。基于此，本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图1），一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基于数字时代背景为促进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提供政策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假说
1.直接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传统金融的新模式新业态，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动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为乡村绿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服务支持。资信数字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特征，农业经营主体凭借其良好的购销记录、生产订单等即可获得一定的信用贷款，极大地降低了经营主体获得融资的抵押担保成本，为经营主体改善居住条件、引入绿色环保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助推金融普惠功能的发挥。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乡村资源利用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以云计算、物联网等科学技术为基础，运用于农业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相比于传统金融能更迅速获悉市场供求情况，发现市场空白并引导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绿色行业，加快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乡村的开发利用，助推社会资源流向乡村绿色发展弱势环节，降低资本无效供给的概率。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绿色环保行为的养成。移动支付、网络借贷等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开始结合环保理念推进了农业经营主体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诸如“蚂蚁森林”等环保项目通过数字消费最终转化为现实中的植树造林项目，一方面直接推动了乡村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间接促进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接受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新理念，释放乡村消费潜力的同时，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社会环境治理责任意识。
基于此，提出假说1：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2.机制分析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创造的第一生产力，助推“智慧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同时有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资金支持，助力成果转化。绿色技术研发转化具有投入成本高、转化长、不确定因素多、过程不可逆等特点，需要充足金融资源支持。传统金融服务以合规抵质押担保物为放贷标准，农业经营主体常常被排斥在外，缺乏融资资金导致农业绿色创新技术发展受限。而数字普惠金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对经营主体消费、支付、信贷等资信信息进行评估，一方面能为资信良好的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能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农业绿色技术研发主体，通过定点帮扶提高农业绿色技术研发成功率。二是发挥结构优化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构建更全面的征信体系，能有效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的情况，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技术创新方向。三是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加快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绿色成果转化、绿色消费理念普及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平衡市场资金供给情况，助力经营主体绿色环保观念的形成，增强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农业绿色新技术、新品种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绿色成果转化率的同时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和农业收入，有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改善乡村生态和社会环境。
基于此，提出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有利于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城镇化效应。新型城镇化要求人口经济与环保绿色低碳协调可持续发展［18］。数字普惠金融的城镇化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低碳排放，助推绿色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使工作、生活、消费的空间距离进一步缩小，通过降低公共交通废气排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乡资源融合发展等提高农村环境整治效率，有助于推动绿色智慧乡村建设，改善乡村自然环境。二是弱化城乡边界，优化资源配置。数据作为信息时代关键生产要素，为城乡发展提供“新基建”源动力，有助于多元化乡村居民文体、娱乐、教育、医疗保障等多方面资金供给，提高乡村污水处理、垃圾治理水平，完善村内道路、路灯、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驱动公共服务普惠化、便捷化、均等化发展。三是催生灵活就业空间，推广绿色低碳理念。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空间限制，扩宽了就业空间，增强了社会就业的吸纳能力，为新农人及优秀人才提供了回流乡村的开阔平台，为人口、经济、生态发展积聚新优势、增强新动能。此外，城镇化有助于通信设备的普及推广，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各类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带动集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普及，逐步被农业经营主体接受，“低碳消费”兑换“数字积分”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推动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提升。
基于此，提出假说3：数字普惠金融的城鎮化效应有利于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二、研究设计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对乡村生态宜居具有重要影响。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相对客观的熵值法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城镇化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两方面选取指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机制。
（一）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本研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直接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lnScoreit=α0+α1lnDfiit+α2lnConxit+λi+εit（1）
式（1）中，t表示不同年份；
i表示不同省份；
Scoreit为第t年i省的乡村生态宜居指数；
Dfiit为第t年i省的数字普惠金融；
Conxit为相关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Popuit）、人力资本水平（Capiit）、地区经济增长潜力（Growit）、地区财政农林水务支持力度（Finit）等；
λi为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为避免伪回归和异方差问题，对相关变量取对数处理。
2.中介效应模型
参考温忠麟等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lnScoreit=α0+α1lnDfiit+α2lnConxit+λi+εit（2）
lnAit=β0+β1lnDfiit+β2lnConxit+λi+φit（3）
lnScoreit=γ0+γ1lnDfiit+γ2lnAit+γ3lnConxit+λi+δit（4）
其中，Ait为中介变量，主要包括农业技术进步效应（Techit）、城镇化效应（Cityit），εit、φit和δit均为随机误差项。式（2）用于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总影响水平，式（3）用于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介变量即农业技术进步效应水平、城镇化效应水平的影响，式（4）用于估计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乡村生态宜居指数
学界通常采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或综合利用这两种方法构建综合指标［7，19］。本文借鉴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对宜居城市的评价维度，参考张挺等指标体系构建［5］，将乡村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价体系的一个维度进行探讨，最终确定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级评价指标（表1）。考虑到层次分析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本文采用相对客观的熵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先后计算每个指标的熵值和冗余度，最后得出2015—2020年30个省份的乡村生态宜居指数。
2.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于居民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支付宝用户交易数据编制而成，具有代表性强、覆盖范围广、指标设计较科学、维度可分解、横纵向可比较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借鉴郭峰等［20］、黄益平和黄卓的做法［21］，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时，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滞后一期处理［22］。
3.中介变量
一是城镇化发展水平（City），本文采用“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数与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衡量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二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Tech），使用地区当年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取对数表示［23］。
4.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人口密度（Popu）。人口密度=年末总人口/所在行政区划总面积。二是人力资本水平（Capi），采用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表示。三是地区经济增长潜力（Grow），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指数表示。四是地区财政农林水务支持力度（Fin），采用地区财政农林水务支出表示［24-26］。为方便对比计算，本文对人口密度、人力资本水平、地区财政农林水务支持力度取对数处理。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5—2020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城乡建设等相关数据（不含西藏、台湾、香港、澳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等。各变量描述性结果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的基础上，对比分析我国各省（市）乡村生态宜居指数结果，对计量模型进行基础回归、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视角、不同区域划分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2015—2020年我国各省（市）乡村生态宜居指数结果及分析
测算2015—2020年我國30个省（市）乡村生态宜居指数平均值及其分指数自然环境宜居指数、人工环境宜居指数、社会环境宜居指数平均值，结果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2015—2020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环境宜居平均值前五位依次是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北京，均为东部经济强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在自然环境宜居指数方面，上海、福建、江苏、海南、北京位列自然环境宜居平均值前五位；
从人工环境宜居指数看，上海、江苏、福建、北京、浙江的指数平均值位列前五位，两者与乡村生态宜居指数排名大致相同；
但社会环境宜居方面，湖南、宁夏、河北、青海、广西的指数平均值位列前五位，可能原因在于近五年国家脱贫攻坚、生态宜居等相关政策驱动，中西部地区社会环境改善程度大于东南沿海地区。
（二）基准回归：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
表3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人口密度（Popu）、人力资本水平（Capi）、地区经济增长潜力（Grow）、地区财政农林水务支持力度（Fin）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了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依托金融科技底层技术，通过信息数字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金融机构和农业经营主体的时间空间约束。数字平台的发展完善有助于开拓金融机构资信收集渠道和农业经营主体金融信息获得渠道，降低金融机构信息收集成本的同时降低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缓解金融机构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信息鸿沟。一方面有助于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充裕资金，利用资金引进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理念，推进规模效应、助力经济发展，完善当地水电、道路、天然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率、污水处理率等生活废弃物处理效率的同时，促进农业经营主体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转变，提升经营主体对教育、保险、医疗的重视度和需求度，改善农村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地区绿色低碳的集约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方式被选择。数字时代推动绿色信贷发展，经营主体为获取更多农业生产资金将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并接受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理念，改善乡村自然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绿色生态和谐统一。因此，假说1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得以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本节采用替代解释变量、面板分位数回归、工具变量法三种方法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及假说1的正确性。
1.替代解释变量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节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Dif2）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4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了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相比于一阶滞后项，数字普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回归系数绝对值变大，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不一定会马上反馈于宜居水平的提高，其成效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2.面板分位数回归
本文采用四分位法。表5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增长效应越明显，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增长效应越微弱。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过对上文的现状分析发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基础往往较强，经济增长潜力较大，从而数字普惠金融改善生态宜居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具有较高的使用门槛，对经营主体的金融素养、通信设备、风险厌恶度等有一定要求。农业的弱质性使其经营主体具有天然的风险排斥，知识与技术的智能性与外部性将导致其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程度差异。
3.工具变量法
本节借鉴杨伟明等［27］、程秋旺等［28］的做法，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单位：部/百人）（Phone）”、“数字普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Dif2）”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一方面移动电话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时空限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农业经营主体运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即可通过互联网获取金融服务，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数字普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移动电话普及率、数字普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与乡村生态宜居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均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两者符合有效工具变量的假定条件。表6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法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再次论证假说1的正确性。
（四）机制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进而对乡村生态宜居产生正向影响，下面主要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
1.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
表7模型（1）和（2）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水平上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显著提升了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可能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为科技公司研发绿色农业技术提供了资金支持保障，另一方面引导资金从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型技术向绿色、低碳的新型技术转变，提高农业高效环保生产的同时推进农业经营主体绿色生活理念的形成转化，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因此，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有利于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得到验证。
2.数字普惠金融的城镇化效应
表7模型（3）和（4）是城镇化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水平上通过提高城镇化效应，显著促进了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城镇化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普惠金融横纵向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缩小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缺口，改善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新经营理念在乡村的传播普及，改善自然环境。因此，假说3数字普惠金融的城镇化效应有利于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是解释变量的三个主要测量维度，分别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价值功能的发挥程度，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将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寻找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最佳路径。表8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提升了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即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和实际使用活跃度有助于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影响不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低成本、低门槛优势还未体现。结合控制变量显著情况分析，可能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使偏远地区、弱势群体均能享受到金融工具带来的便捷高效，提高地区人力、物力水平，提高农业经营主体教育素养，为其接受并使用绿色技术、绿色品种提供基础条件，有效释放乡村“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助于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资金来源渠道，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为经营主体开展集约、绿色、低碳生产提供资金保障；
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激活资本要素在乡村有效流动，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可能存在对比效应，经营主体在传统金融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时才选择数字金融，说明农业经营主体对数字金融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排斥，如何从思想上降低排斥，需要长期持续完善。
2.不同区域划分视角
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文自然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因此本节借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①，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区位差异。表9回归结果显示，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扶弱”效果较为明显，随着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和数字产业化程度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将得到提高。由此可知，在落后地区应推进产业数字化建设，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助于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了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采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并将“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借助金融科技技术结合金融普惠价值的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工具。
首先，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需要数字科技、金融市场、环保产业的共同参与，绿色数字信贷、绿色数字债券、绿色信贷基金等金融产品或许能从资金源头上识别其用途并给予相关优惠支持，为农业经营主体绿色生产生活提供基础性信贷帮扶，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其次，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大对绿色环保核心技术研发的财政支持和人才补贴力度，鼓励跨行业、跨区域、跨专业的技术攻关团队建设，打破技术壁垒的同时注重提高绿色成果的转化率。推进产城教融合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生活观念向“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转变。
最后，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在中部及西部地区应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普及数字金融知识，降低农业经营主体对数字金融的风险厌恶度。在数字金融覆盖率及使用深度高的东部地区，应积极完善数字金融监管相关政策法规，充分发挥数字金融服务低成本、低门槛优势，为经营主体开展集约、绿色、低碳生产提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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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n ecologically livable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whether it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le.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0， the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rtifici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which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urbaniz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verage breadth and use depth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but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level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impact is significa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not in eastern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increasing the suppor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economically backward regions can better improve the local rural ecological livability level.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novate green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s. Encourage gree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dopting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policies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ecological and liv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ecological livabl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gress; Urbanization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