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建 田璐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作为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部署推进。十年来，深圳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建设美丽深圳”目标，将城市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互相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近年来按照先行示范区“打造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持续推动生态文明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一）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创新改革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也从理论上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做了更为权威的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辩证统一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1]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换来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协调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发展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深圳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建设，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高度出发，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山论”，理论联系实际，将经济、产业、能源结构的布局同生态环境的优化治理相结合，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深圳通过系列政策进行“腾笼换鸟”，通过经济补贴等各类经济激励方式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城市内部的重工业结构比例的下降，也大大减少了由于产业结构所导致的污染困境。第二，着力打造新能源、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展开。第三，通过市场治理手段，让企业更为主动开展环保减排工作，提高环境排放标准。同时，为了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战略部署，深圳根据《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激励有效、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以专项资金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碳排放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也是深圳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融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探索。
（二）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的创新改革与实践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深圳在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探索出一条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治理道路。
第一，深圳逐步拓展环境治理部门体制改革，形成“大环保”格局。从2009年开始，深圳就逐步推进环境治理的机构改革，以“大部门制”“大环境”“大服务”的模式对生态文明体制进行改革，整合行政资源，优化管理体制。
第二，深圳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制度，促进环境治理责任明确化。出台污染碳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2018年执行“深圳蓝”计划，对生态文明考核制度进行优化，将“一票否决”纳入官员考核中。[2]同时，深圳积极探索，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EP）核算体系运用到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当中，摈弃单纯以GDP为目标的单一发展机制，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GEP核算制度的建立，全面客观反映了深圳在经济活动中的环境代价，将生态效益和价值用数据化的方式可视化呈现，丰富了国家环境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为资源环境审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是对传统的GDP政绩观的修正，“GEP和GDP双运行”，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深圳环境治理理念转变，提升了深圳政府综合决策的科学性。
（三）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的创新改革与实践
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至此，深圳除了经济特区的身份外又承担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深圳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深入推进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的改革。
第一，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公众的生活中，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知行合一，在公众生活日常小事中引导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例如，深圳实行垃圾分类小区有督导员指引和热心住户帮助，垃圾分类有序，贯彻执行到位。深圳注重宣传教育，培养公众知行合一，使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公众精神世界。
第二，发展生态文化事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双向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对人的教化，自古便有“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且十分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生态文化事业必须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生态观。[3]深圳举办许多生态文化活动，例如举办“2018深圳森林音乐会”，出版《深圳赏花日历》《草木深圳》，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推动生态文化事业发展；
打造梅沙街道成为“全国最美森林小镇”，其中“梅沙踏浪”被列为是深圳八景，借助自然环境文化产业的熏陶，激发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公众的价值观。
第三，打造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方支持的宣传环境。深圳推动全民环保教育，借鉴国外“自然学校”的经验，创建深圳自然学校。2014年中国第一所自然学校——华侨城自然学校在深圳挂牌成立，又陆续推出其他自然学校。自然学校的经费由政府补贴、企业投入、公众参与，通过学习教育的方式令更多公众参与进来。自然学校将目标群体拓宽到更广泛的公众群体，依托已有的环境教育资源优势，开发系统化的线上环境教育课程，惠及更多公众。
（四）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建设的创新改革与实践
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建设合力推动社会多元化治理。环保不能仅靠政府一己之力，还需要公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其中。深圳这十年，也在着力打造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体系。
第一，为了促进环境公众参与，深圳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例如，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上设立环保信息公开专栏，公众可通过专栏了解环境空气质量实时变化，空气、水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公示、核与辐射安全信息，向公众公开环境保护信息，保障公众代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
第二，创建平台，鼓励环境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仅依靠政府，更要善于培养和引导社会组织加入生态文明建设。例如深圳市盐田区的“碳币”制度，鼓励社会组织、公众参与，将多元共治纳入环境参与模式之中。再比如2022年深圳出台《深圳市碳普惠管理办法》，鼓励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公众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买核证减排量实施碳中和，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战略性治理：产业前瞻布局下的环境治理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也是一个注重城市规划的年轻城市，在城市战略性发展和统筹规划方面相较其他历史久远的城市而言，少了很多历史包袱，而且也很早就认识到产业布局之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后，深圳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本土高科技企业，涵盖了生物科技、互联网、新能源等各类新兴产业，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等都成为深圳名片，为了能进一步扶持和推进创新产业的发展，让城市在世界舞台上更有科技竞争力，深圳出台《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深圳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等文件支持新兴产业。[4]此外，深圳也推进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先后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深圳节能环保产业振兴发展规（2014-2020年）》等文件为推进可持续低碳环保进行制度保驾护航。[5]
可以说，深圳作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力量和范本，其最关键的要素是从战略高度对城市的整体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主动规划和布局。深圳对产业主动开展的一次次迭代升级，从根本上为深圳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了基石。如果仍走以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重工业、资源型工业为主的产业发展路线，那么深圳也将陷入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当中。
（二）智慧化治理：科学精准精细的环境治理
深圳作为科创城市、智慧城市，拥有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等一系列科技龙头公司，在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方面也同样走在全国前列。以深圳的雾霾治理为例，其治理思路是前瞻性、战略性的，也是精细化的，而科技是深圳实现雾霾治理战略得以实践的重要载体。深圳的雾霾治理思路同传统的“末端治理”的思路不同，其从源头分析雾霾的污染来源，进行数据分析后，直接定位到相关产业，甚至精准到具体的企业，然后以任务下达的方式展开精细化精准化治理。2004年深圳建立了大气观测超级站，观测大气变化并找到雾霾形成的原因，深圳对于大气的治理都来源于解析研究，通过数据监测，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而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在雾霾治理方面，深圳也在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下的环境质量监测。在水体治理方面，深圳于2018年3月在全市迅速启动了“河务通”系统的推广应用工作，以实现各级数据共享交换、河道管理精准施策、市区河长上下联动的目标。在应急管理方面，深圳也依托科技，全面实施“科技强安”战略，推动“一库三中心”的信息化建设。“一库”指的是应急管理大数据库的建立，该数据库融汇了深圳15个重点行业领域的信息数据，实现了重点领域的监管；
“三中心”包括了监测预警中心、宣传教育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6]在公众参与方面，深圳也创新建立了各类环境公众参与平台，而“随手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平台。“随手拍”曝光台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起线上举报平台，应用于深圳交通、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公共文明等各个领域。深圳文明办、生态环境部门、交通部门、城管部门以及控烟协会等单位都设置了相应的平台接入“随手拍”的举报功能。可以说，科技赋能下的智慧化治理，已经成为深圳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责任化治理：责任体系明确的环境治理
进入新世纪，人们渐渐意识到环境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不能为了经济破坏环境。随着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和深入人心，中央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环境治理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我国的环境治理也进入了“新常态”，为确保环境治理优先目标的实现，逐步建立了一套明确的环境目标责任制和环境官评制度。深圳很早就认识到，环境治理的效果同官员考核方式之间的正相关性，2004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环保考核，[7]出台《深圳市环境保护实绩考核试行办法》《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制度》，让考核工作有制度可依。深圳生态文明考核引入第三方评审团机制，增加了公众的生态环保建设参与度，同时也能监督政府生态文明工作。[8]
一方面，深圳探索建立新型的生态文明评价制度，推出了GEP核算体系，该体系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进行量化，并作为特色指标纳入其政府考核当中，摈弃单纯以GDP为目标的单一发展机制。从2014年开始，深圳市盐田区率先进行GEP核算试点，建立了GDP和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工作机制。2021年，深圳发布了《深圳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正式推出GEP核算“1+3”制度体系，成为全国首个针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的GEP核算规范，有效保持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关系，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逐步探索环境治理的“一把手责任”，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实处。比如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印发了《关于完善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责任体系的通知》（深办发〔2016〕11号）、《关于印发〈深圳市党政部门安全管理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深办〔2016〕1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深化月度形势分析会议制度的通知》（深安办〔2016〕141号）等一批规范性文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断健全责任考核机制。在水体治理方面，深圳是较早推行“河长制”试点的城市之一，2012年深圳宝安区就开始探索实施“河长制”，2017年深圳出台了《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将河流流域治理和沿岸管理推向一个新维度，构建了全市754名领导干部担任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河长，实现河长制的全覆盖。在建立河长制体系的同时，建立了河长制的分级考核问责机制，将河长制实施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
（四）多元化治理：政府、市场与社会共融的环境治理
在市场机制探索方面，深圳从完善制度机制和进行经济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在制度方面，出台《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确保碳交易顺利实施。在经济补贴方面，对自然灾害，推出巨灾保险，深圳政府注重以多种方式鼓励第三方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保障市民的灾害救助服务。深圳政府早就意识到，生态环境建设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参与，实现政府引导、第三方合作、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多元治理模式。
在公众参与方面，深圳出台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并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引导公众参与。同时，深圳通过市场激励的方式，鼓励和激励公众参与，比如出台了《深圳市公众举报工业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奖励办法》等。另一方面，作为科创城市，深圳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和新媒体，创新环境公众参与的渠道，构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2009年8月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的环境基本权利。2021年7月，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其中第五章专章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赋予了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举报权，并对环境教育等领域也进行了规定。同时，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和实施，深圳市环境科学院协同相关部门一起编制了《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实施指南》，为公众提供了操作指引。[9]深圳通过政务微博、新闻发布会、各大网站以及各新媒体等渠道实施信息公开，主动公开“白皮书”“深港环保合作”等本土特色内容。深圳市盐田区创新开辟了“互联网+”环境质量信息公开渠道，开发环境质量公众服务平台，以手机APP应用软件为媒介，将各类环境质量信息向公众进行实时、直观和全面的公开，充分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10]
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快综合改革试点等国家战略中，中共中央国务院赋予了深圳新时代的新使命，要求深圳围绕可持续发展先锋的定位，坚持改革创新、破除发展壁垒、以改革引领示范，这为深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更加坚定深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树立“抓环保就是抓发展、抓环保就是抓民生”的绿色发展观，实现“美丽中国典范”的发展目标。
（一）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开展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对深圳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深刻认识深圳面临的新形势，找准新的历史方位，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如何更好发挥深圳的先行示范作用，是需要着重思考的重大问题。
虽然深圳近年来的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不足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冲突，能源消耗需求依然旺盛、结构性减碳空间有限，再加上深圳可再生资源的禀赋不高，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高强度的城市开发依然成为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挑战。在污染治理方面，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三水统筹”治理仍然是深圳的短板，大气质量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气象的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域仍不够宽，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等新领域的工作尚在探索阶段，同时，深圳的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性、根本性提升也还没有完全实现。而在机构运行方面，虽然机构改革让深圳走上了“大环境”的治理道路，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体制运作不顺畅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深圳要完成“先行示范”新的历史任务，在2025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需要进行多方位的突破。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其中的核心任务。当前，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改革被纳入综合授权改革的六大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领域的改革，进入到受重视程度最高、推进力度最大、示范效应最广的时期。深圳需要把握机遇，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顶层设计，借力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对全市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体系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在形成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方面还有完善空间。[11]
（二）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升级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
深圳过去几年的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扎实的成效，但是要达到先行示范区2025年的目标定位，任务还是十分艰巨。需要从更高维度统筹环境质量的提升工作，从系统治理的思维出发，推进整个城市向低碳绿色的方向发展。
机构改革是解决部门臃肿一副良药，2009年，深圳市开展了“大部门制”改革，组建了具有“大环境”“大服务”特色的人居环境委员会，将环保、水务、建设、住宅、气象几个部门综合运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的作用，发挥整体优势，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和水平。[12]2019年深圳市人居委将减碳、碳排放交易并入职能工作中，组建成立了生态环境局，形成了“大环境”治理的格局。[13]但是在实践中，机构改革从“物理融合”向“化学融合”还未完全发生作用，体制的运作还存在一些障碍，全局一体合力还未有效形成，进而对生态空间的系统治理造成了局限。在未来，需要在这些领域进行积极探索，突破部门之间的束缚，深度释放改革活力。
而在具体的工作战略上，重点之一就是“降碳”，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气候雄心峰会等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先后作出了关于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的重大宣示。“降碳”是大国担当、中国承诺，也是深圳需要面临的新形势。在“降碳”的工作领域，需要明确专项规划，建立全市的“降碳”工作体制机制，明确各部门责任，不再让“降碳”工作成为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空档。同时，需要完善碳排放统计和核算体系，增强减排同降碳协同的新路径。
在污染防治工作领域，要实现精细治理和精准治理，依托科技开展综合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水治理问题上，以“三水”统筹、陆海联动为导向，深入推进水治理；
在固体垃圾处理方面，以“无废城市”试点经验为引领，全面提升固体废物治理水平，建立全链条智能化固废监管体系；
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以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为主轴，巩固和提升大气质量，强化大气污染监测和预警预报能力；
在核安全与辐射监管方面，建设完善的监测监管系统，探索优化放射性物品监管模式，提高辐射安全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保护等领域的工作，推进系统治理，强化自然生态保护。[14]
（三）以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目标，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
“宜居城市”是一个对城市适宜居住程度的综合评价，其中优美的生态环境、充足的自然空间、稳定和安全的居住条件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标。“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价值，是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这意味着，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获益，增强群众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获得感”。[15]深圳，作为可持续发展先锋，作为美丽中国典范，其目标是要建设与全球对标的宜居环境，以“美丽宜居花城”为核心，形成和谐、包容、活力、共享的城市生活圈。而如此高标准的“宜居城市”的建立，需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以绿色低碳的高品质城市发展路径，持续不断地提供清新空气、良好水质、美好绿地等优质生态公共产品，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市人居环境整治。[16]
“宜居城市”建设得如何，需要人民来评价，需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宜居城市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城市治理的内生动力。在第四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同时，宜居城市的建设，要在方法上坚持一切从问题出发，准确定位人民的需求和发展的着力点，关注民生问题，而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政绩考察为着力点。以人民作为主体检验城市建设效果意味着要将人民评价作为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和政党执政活动的基本标尺，体现了生产力的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主观价值体验的有机统一。[17]
城市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城市发展历史上，文明兴盛的城市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新兴移民的进入和流动，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和创新动力；
而式微的城市往往伴随着人口的流失。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为核心价值要素所建成的城市，带有更多的人文气息，也让居民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更为强烈。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也遵循着同样的路径。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的打造，才可以从根基上吸引人和留住人。深圳在宜居城市的建立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比如深圳市罗湖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获中国最美“宜居”“生态”双名城称号，深圳市盐田区、大鹏区获评“中国天然氧吧”。根据2021年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圳在未来宜居城市建设方面，要“制定并实施面向2035年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展‘山海连城’计划，强化‘一脊一带十八廊’城市生态骨架，加快建设世界著名花城，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提高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走出一条高密度超大城市绿色低碳的高品质发展路径”。[18]
宜居城市的建设，不仅是政府自上而下为公众提供的环境公共服务，而且是能够用文化、体制和技术凝聚全体市民的智慧，凝聚各种城市主体的力量，实现有机共存、合作共治、包容共享的一体化的环境治理。[19]以新加坡的建设为例，其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的基本战略，并伴随着科技发展建立起更为智能化的治理系统，这些法律、政策和系统的建立完善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其中优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建立宜居有幸福感城市的重要因素，实现环境治理打造宜居城市需要清晰的思路与规划，新加坡将公众参与这一思路作为实现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新加坡注重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公开环境保护信息及时了解到最新的情况，这保障了公众环境知情权，也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新加坡运用大数据技术，将城市和生态环境信息数字化，进而建立信息公开平台，向大众公开。
因此，深圳在未来宜居城市的建设路径上，应该通过技术路径，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环境公众平台，供市民进行交互，实现环境诉求的互通；
要给市民提供充沛的环境公共产品和均等化的环境公共产品；
同时，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身边的生态环境和政府的决策。[20]
（四）环境法治、科技赋能，优化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
第一，需要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制定公共安全发展战略，这种顶层建构，并不是强调基于应急管理工作本身展开的顶层建构，而应是基于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顶层建构。重中之重，是在土地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方面。国内的大城市大都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特别是像上海、深圳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人口的不断流入让城市的土地资源显得格外稀缺。因此，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摆在首要位置的便是土地资源开发问题。在制定城市公共安全发展战略方面，应将城市的常规发展状态和非常规发展状态均纳入规划考量，将公共安全问题纳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21]
第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政府的运行逻辑依然逃离不了目标考核制，前瞻性、系统性、标准化的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意味着更为科学化的公共安全标准的制定。目前城市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虽然有着看似完善的脉络，但是具体的执行和运转，依然是依靠具体的人。标准化的指标体系，可以让城市的管理者有章可循，也可以提升城市的运转效率。
第三，借力科技，走向智能化、规范化的公共安全监管。应加强城市公共安全技术领域的产业扶植与产学研结合。目前我国在公共安全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刚起步，整个产业在市场开拓、商业模式、标准化发展领域还有不少障碍。政府应加强对该领域的产业扶持，在土地、财税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推进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发展。[22]同时，应加强对公共安全技术领域的成果转化应用。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在高校科研领域也是热点，但是相关成果和市场并没有完全接轨，成果从科研转向市场的路径受阻。而市场上的中小企业，在这些高科技领域的研发能力又有限。政府应该创建更多优势平台，推动产学研结合，提高社会研发和生产效率。
在借力科技的同时，也要建立更为严明的环境责任体系。深圳已经颁布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需要严格加以执行，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开展环境保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联合行动，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3]
深圳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锚定“建设美丽深圳”目标，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成为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先锋，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做出深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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