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妍 葛慧颖 刘 爽 顼丹阳 张 乙 曲 涛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19世纪的英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但同时机械文明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新一轮的乌托邦小说热潮随之兴起。其中，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 1850）、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埃瑞璜》（Erewhon, 1872）和《重返埃瑞璜》（Erewhon Revisited Twenty Years Later, 1901）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890）四部乌托邦小说分别写于19世纪的不同时期，被视为19世纪英国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社会建设的可行方案。19世纪的英国乌托邦文学作品写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作品反映出当时英国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与对19世纪社会的批判。因此，本研究旨在运用乌托邦理论对上述四部19世纪英国乌托邦小说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小说中乌托邦图景书写的相似性与其产生原因，探究19世纪英国乌托邦思想与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联系。
四部小说虽写就于19世纪的不同时期，但它们在乌托邦图景书写上十分相似。小说中的乌托邦在宗教、教育、自然、道德与劳动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体现了三位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致构想，也反映出19世纪英国存在的公认社会问题。
1.宗教信仰——理想新社会的核心
在《奥尔顿·洛克》《埃瑞璜》和《重返埃瑞璜》这三部小说中，主人公对宗教的态度从质疑到支持，反映了金斯利和巴特勒两位作家在乌托邦图景写作中对宗教的看法。在《奥尔顿·洛克》中，主人公早期并不认同清教徒的教义，认为教堂和各种宗教活动都是虚伪的，是对人的奴役。然而，随着对基督教教义有了深刻的理解，奥尔顿开始支持基督教社会主义，渴望建立一个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在小说的末尾，埃莉诺描述了这样一幅愿景：“到那时，这圣礼将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个永恒的标志，就像它今天对你们所做的那样，自由、平等、兄弟情谊，在最高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和平并对人怀有善意。”（Kingsley, 1886: 368）同样的，在《埃瑞璜》中，主人公最初并不相信人们所信仰的宗教，认为人们只是表面上相信宗教，但实际行为却与宗教教义不一致。然而，在《重返埃瑞璜》中，主人公发现宗教的本质价值在于人们有信仰并因之而团结起来，因此主人公也开始支持宗教。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三部小说中，金斯利和巴特勒均通过主人公对宗教态度的转变来表达他们在乌托邦图景写作中对宗教的支持。
2.反对学校——对教育制度的改良创新
《埃瑞璜》和《乌有乡消息》的乌托邦世界中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都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这表达了巴特勒与莫里斯对维多利亚时代学校制度的批判。
在《埃瑞璜》中，巴特勒对大学教育的批评主要是通过讽刺来实现的。在埃瑞璜的最高学府——“荒唐学院”中，人们主要学习“假设”和“假设语言”，而不学实用知识。陈玲指出，荒唐学院“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理性和一致性观念走向极端的讽刺”（2009: 20），埃瑞璜人对“荒唐”极度痴迷是在反面突出维多利亚人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因此，通过声明“没有理性这东西，荒唐同样会不存在”（1985: 147)，巴特勒呼吁人们反思并修改自己的教育模式。
相反，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则是暗示了他对当时学校教育的不满。在未来的英国，孩子们不上学，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习专业技能。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盖斯特说这种教育是让孩子“到处乱跑”（Morris, 1981: 79），但哈蒙德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中，人们把无用的信息强加给孩子们，“这种办法意味着对身心发展的忽视”，而真正的教育需要充分考虑人们不同的“才能和性情”（Morris, 1981: 80）。因此，正如李妮指出的那样，在《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批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制度，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2010: 199）。
3.敬重自然——对自然本质的深层思考
其中描写共性是都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具体说来，《乌有乡消息》中主人公对于乌托邦世界的自然之美感到非常享受，书中“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会企图使‘自然’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他们之外的东西”（Morris，1981: 187），是作者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劳动畸形的角度出发，呼吁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而不是将自然看成是人类以外的有机物。《奥尔顿·洛克》作者查尔斯·金斯利运用自然的象征书写出历史的意义（Hawley, 1991: 462）。其借主人公之口，多次提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破坏：“在腐烂之时，血液和污水都从门下和喷口中爬出来，在内脏、动物和蔬菜之间的排水沟中散发出臭味……”（Kingsley, 1886: 83）这侧面表明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吃人制度的深恶痛疾，揭露了对环境破坏的恶劣影响，进一步抒发出了对自然之美的向往。《埃瑞璜》当中所描写的乌托邦世界是一个没有人类破坏的和谐住所，作者进入埃瑞璜时，也描绘了这个世界的美丽景色“脚下田塍纵横，图稿纷陈，阳光、阴影，阴影、阳光，夹着溪谷和锯齿形的山涧”（Butler，1985: 54）。在铺陈美丽宜居画卷时，呼吁我们要回归与敬重自然，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4.罪病倒置——对社会道德的大胆预测
在莫里斯笔下的乌有乡，“罪行仅仅被视为一种突发性疾病，无需设立刑法惩治”（Morris, 1981: 105），人人身体健康，远离疾病，莫里斯颂扬的笔调也体现了他的社会理想和对未来人性的信心。与乌有乡异曲同工，在埃瑞璜，“任何疾病都被视为极大的犯罪和极不道德的事”（Butler, 1985: 49），生了病的人不会被送去医院而是像罪犯一样接受法律的审判，那些真正有犯罪行为的人“只会被送进医院，接受非常不错的公费治疗”（Butler, 1985: 61）。但是，不同于莫里斯，巴特勒在描述罪病倒置的社会成规时依然沿用了先前的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
虽然埃瑞璜的罪病倒置一直被同时代的批评家们看作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道德的讽刺，但罪病倒置实际上是巴特勒对未来社会的大胆预测。巴特勒所生活的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Mill, 2005: 12），追求幸福在质量与数量上的最大化，而埃瑞璜的罪病倒置也正体现了“生物者的注意力从个体转移到了种群”（Gooch, 2014: 54），乔舒亚·A·古奇（Gooch, 2014）也曾证明：疾病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它威胁到了种族的繁衍，这种维护群体利益的思想与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罪病倒置表面上是巴特勒对19世纪英国世风日下的讽刺实则同莫里斯一样，它是“一种作者认为的正面社会想象，莫里斯明示而巴特勒暗示的一种理想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赵海虹，2020: 58），这种倒置也体现了两位作者对建设命运共同体必要性的超前预判与对未来社会人性与道德的信心。
5.平等协作——对劳动的积极鼓励
在《乌有乡消息》中，哈蒙德说过：“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Morris, 1981: 115）在主人公盖斯特给“船工”付钱时，“船工”表示十分的诧异：“我的工作就是划船摆渡,使人们在水上往来，无论对什么人,我都愿意这样做；
因此为了这种工作而接受礼物，看起来就会很不顺眼。”（Morris, 1981: 12）之后，盖斯特在市场“买”东西时，店主也同样不接受金钱回报。可以看出，在乌有乡当中，私有制已被废除，货币制度也已取消，经济制度较19世纪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这个全新的乌托邦里，“一切劳动现在都是快乐。”（Morris, 1981: 116）
在《奥尔顿·洛克》中，作者金斯利虽然没有明确写明经济制度，却在艾莉诺的描写中有所体现。她积极支持和鼓励劳动，组织了一个由五十多名缝衣女工组成的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中，“她们每天一起工作，分享劳动所得的利润。这部分钱本来会被她们贪得无厌的老板们私吞去，但是现在却装在自己的钱袋里。艾莉诺替她们管账，帮她们销售产品以及管理其他的事情”（Kinsley，1886: 329）。
通过对比分析小说中对经济制度的刻画，可以看出两位作者都持有鼓励劳动的观念。莫里斯坚持摒弃消费主义的观念，刻画了人民平等自愿劳动的图景。艾莉诺组织的合作社，实则体现了作者金斯利对劳动的支持，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剥削人民的资本家的痛恨。
文学创作离不开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作品折射出的思想也随二者的不同而相异。三位作家都生活于19世纪剧烈转型的英国，不同的人生际遇造就了他们独特的个人体验，也深刻地影响了小说中不同的乌托邦图景书写。
1．纷繁复杂的英国社会
三位作家的乌托邦图景书写中产生了上述诸多的共同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发展达到其顶峰，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这时期，资产阶级手握绝大部分财富，而工人阶级则被迫为其生产物质财富，却日渐贫困。贫富悬殊的加剧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工业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这样描述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Pike, 1983: 279）城市环境也极其恶劣：“人们居住的大小城镇都是些可怕的地方，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景象和气味。”（Pike, 1983: 295）不仅如此，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导致反复的疾病流行，爆发四次霍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英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影响了包括巴特勒在内的许多作家。科技快速发展之余，人们对先进思想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马克思主义、卡莱尔主义等哲学思想应运而生，影响了一大批创作者。
2.威廉·莫里斯：艺术为剑的革命探索
威廉·莫里斯艺术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对他的乌托邦思想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从幼年起，乡间环境就培养了莫里斯的美学萌芽，在那里，“自然唤起莫里斯更多的带有浪漫的情绪”（高振平，2007: 27）；
后来，他成为了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反对工业化和机械化，积极倡导“艺术家和工程师力量的结合”（滕晓铂,2008: 57）。这些美学思想都对小说中的乌托邦思想产生了影响：李妮注意到，在乌有乡，“教育应是教会人如何艺术地生活”（2010: 198）)；
胡义清认为，这部小说揭示了莫里斯生态美学思想，其核心为“美是人与自然相协调”（2011: 12）。
此外，在这部小说中“乌托邦形式和社会主义的美学观念……显然是完美匹配的”（Kumar, 1993: 142），《乌有乡消息》也是莫里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反映。19世纪末，莫里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活动。尽管学者们在“莫里斯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Thompson, 2011)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但毫无疑问，在这部小说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废除私有制、普及劳动、消灭工业污染等等。
3.查尔斯·金斯利：力学笃行的改良运动
本小说作于1850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作者早期信奉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其妻子所著的《他的信件和回忆》中记录了很多查尔斯与卡莱尔的书信往来，金斯利也会在在落款处写上“你的顺从和忠诚的仆人”（Kingsley, 1895:142）。作者在宪章运动的失败后，主张从政治激进主义回到英国国教，旨在以宗教的统一重建人类共同体的团结、道德和秩序（高然，2018：281），自此金斯利作为英国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呼吁建造自由、平等和兄弟情义的文明社会。在1848-1850年间，金斯利已建立了12个合作社协会，发扬了按劳记酬的生产方式，基督教社会主义重要思想是“健全信仰”（Muscular Christianity），而生态主义这一文明观也是作为他成为全能艺术家的重要一部分，也表现作者对诗意的理解上。1844年金斯利被任命为埃弗斯利教区的牧师，他就能细心地捕捉到周围环境的精神并与人的本能相结合（Kaufman, 1893: 33）。戈特利布曾经用“被烦恼着”来形容他的情感（Gottlieb, 2001: 62），敬畏的情感，仍然藏匿于世界的某个角落的和谐的情感，拥有狂热而神秘的理解万物的情感。
4.塞缪尔·巴特勒：离经叛道的社会思考
巴特勒出生于19世纪英国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教区牧师。他自幼耳濡目染基督教教义，宗教的实质性作用在《埃瑞璜》与《重返埃瑞璜》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议题，两部小说中对待宗教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巴特勒“在社会转型期的反复求索”（赵海虹, 2020: 52）。同时，巴特勒的家庭背景使他能够在英国古典大学的代表——剑桥大学学习，也正是在剑桥他察觉到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僵化，学校教授的内容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脱节。小说中的“荒唐学院”也正是对当时英国古典大学的讽刺。大学毕业后，巴特勒不愿再将自己的大好时光浪费在刻板的教育和表面光鲜的圣职上，他拒绝继承父亲的衣钵，只身奔赴他乡。在新西兰南岛，巴特勒享受了几年牧羊生活，埃瑞璜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新西兰乡村的启发下而构建的乌托邦”（Turbil, 2019: 1）。
本研究旨在对19世纪英国三位不同作家的四部乌托邦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和乌托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索其与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四部小说的乌托邦图景书写各有特色，但独特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也让四位19世纪英国作家的乌托邦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一）在经济上，私有制应该被废除，人们应当共同劳动并共享劳动成果；
（二）在文化上，人们要树立信仰，倡导个性化且灵活的教育，同时注重道德修养的提高；
（三）在生态上，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研究表明，19世纪英国的乌托邦小说寄托了19世纪作家对于理想共同体的探索与畅想，深入研究分析其中的乌托邦思想，可以为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宝贵的启示与借鉴意义，让19世纪的文学作品在今天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