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涵 姚浩龙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及全球经济治理，强调“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认为“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1]目前全球经济治理难题愈发复杂，加大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力度，需要更加重视全球青年治理人才的培养，完善青年人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
本文试图以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独特优势为切入点，探究推动新时代中国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助力中国在全球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一方面，全球化不断拓展的现实，客观要求各国进行全球性的合作；
另一方面国家等行为主体主观上希望寻找当前全球发展问题的根源与解决方案。[2]由于全球治理模式超越了以往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府事务管理模式，在提高国家公共管理效能和维护国内外秩序和平与稳定层面表现突出，该概念与相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分析与应用中，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概念由此产生。
具体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诸多参与全球经济活动运转的实体。
而全球经济治理的客体则涵盖全球经济失衡、发展问题和货币及贸易体系改革等传统金融问题，以及以能源安全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金融问题，并呈现出覆盖领域逐步扩大，涵盖问题愈发复杂的趋势。
而从治理方式来看，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体可通过政府间合作、建立国际规范和机制安排、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安排等方式达成合作，就全球经济活动中各项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诚然，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主要的治理参与者还是以中年人为主，因为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但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得日新月异，青年一代最能紧跟时代的潮流，最能保持与时俱进的理念，也最能提供开放前卫的解决方案。
因此，青年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逐渐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内外社会的相互联结，青年参与国内外事务的频率和重要性都在逐步提高。
一方面，青年群体占人口比重逐年上升，预计全球青年人数在2030 年达到13 亿人[3]，成为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青年担任重要国家职务及在国际组织中承担重要职责的案例屡见不鲜，青年在多领域参与实践，通过不同途径向其他社会群体与政府呼吁修补全球治理网络，也有不少青年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网络中负责相关工作，践行治理责任。
作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治理效能发挥很大程度会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稳定性。
因此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理应成为中国青年彰显大国青年素养，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阶段性目标。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4]青年群体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独特优势。
(一)青年群体知识学习能力强，更能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5]青年是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也是新时代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工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随着新媒体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逐渐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即随着科技的革新进步，老一辈的经验体系因不能得到及时更新发展，其知识传授的地位被青年所替代，青年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6]同时，数字平台作为国家公共权力流散的主要客体，在新媒体时代扮演着“私政府”的角色，将政府赋予的部分公共权力传递到私营部门甚至是个体身上。[7]而青年对新事物的接受度相对更高，承担了部分公共权力，不仅一般青年群体能通过多种新媒介就各种议题与社会团体展开交流，青年政治人物也能通过新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目的。
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将新媒体作为其政党宣传的新阵地，在临近总统大选时通过Tiktok与年轻选民互动中展示出亲民形象。[8]
技术爆炸带来的新知识冲击了原有的社会权力架构，青年在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领域表现突出，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发展。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青年群体的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青年群体深度参与新经济发展。
有调查显示，青年群体中的“90 后”是当下参与互联网经济比例最高的代际群体[9]，这种深度参与使得青年成为经济问题的“第一接触者”，青年自身能通过对新知识的充分掌握针对性地研制治理工具，与问题相对更近的实践距离也给予青年展开实践的便利，为之后青年参与解决更多样化的经济问题提供经验与事实支撑。
另一方面，青年政治家们得以通过数字技术将不同领域的治理能量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逐步解决不同治理机制之间重叠运行与机制碎片化问题，从而构建更合理的经济治理体系。
(二)青年的可塑性强，对合作观念的接纳度更高
青年作为未来社会阶层的中坚力量，在国内作为社会榜样能够影响年轻团体和其他决策者，引导良好社会风气的传播；
在国际上则能作为合作的发起者和治理的参与者，为建立系统性的国际治理合作打下基础。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遭遇的难题之一就是过往的冷战思维和对抗思维仍在作祟，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家集团仍持有结盟对抗非西方国家的共识，刻意忽视了当下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不可阻挡性，意图将维护自身经济霸权地位的思想凌驾于全球经济发展之上。
从思想理念的角度来说，青年决策者自身较少受历史冷战包袱和对抗思想的影响，更聚焦于当下的经济发展情况，更倾向于找寻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对合作观念的接纳度更高。
从建构主义角度出发，共享合作观念的青年决策者可搭建遵循共享共治理念的治理网络，超越当下决策者秉持的狭隘的“唯国家利益”论，通过搭建不同经济治理机制之间合作的桥梁，破除当下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并行局面，从而推动更大范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建立。
这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一步向更公平公正方向改革发展的可行之策。
因而青年作为未来国家的决策者和主要行为者，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理解当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运行的观念原因，是塑造其合作理念的必要之举。
(三)青年具有创新精神和活力，是持续推进全球对话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力量
青年是持续推进全球对话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力量，是解决全球问题方案中最活跃、最生动的创新力量。[10]以中国青年为例，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国青年不断表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青春担当，在金砖国家、G20 等国际机制有关青年合作领域的文件制定上，中国青年积极贡献智慧。[11]在现实发展中，中国青年身体力行推动着国际经济合作。
比如在中非经济合作中，中国青年在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创业交流和中非贸易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中国青年一方面与来自非洲各国的青年创业者和企业家通过中非青年创新创业论坛、中非青年圆桌会议等对话平台，围绕国际贸易、创新创业政策等主题展开充分交流，通过主旨演讲等方式共享发展理念和创业灵感，另一方面，中非青年在农业发展、减贫脱贫、产能升级等重要领域开展直接合作，通过人才培训与援助、技术支持、企业投资等方式实现非洲经济的复苏与勃发，中非电子商务合作正在帮助非洲提升创新技术竞争能力。[13]除了深度参与中非经贸合作之外，中国青年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他经济治理与合作平台之中，青年层面的合作间接促进国家间经济合作效能。
这些都表明青年在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治理方面发挥着强盛活力，助力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效能。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中国青年逐渐成为经济大国的青年，意味着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对世界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主动、自觉地承担国际经济发展的责任。[14]从现实来看，中国青年的国际视野尚不够开阔，参与国际经济治理途径的多样化程度较低。
(一)中国青年在传统经济治理领域的参与程度不足
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青年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愈发深入，但同比于西方国家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状态，中国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和主动性仍相对不足。
一方面，与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的人员占比相比，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人数仍然相对较少。
尽管这些年中国人已经进入一些国际组织的高层，如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等，但人员总数相对较少，导致中国国际话语权受到制约。[15]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组成为例:中国2020 年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总数为545 人，仅占总人数的1.45%[16]，与联合国费用缴纳的15.254%占比相去甚远；
从具体职位来看，中国籍的专业人士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严重不足。[17]在三大经济治理机构之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中，目前仅有一名中国官员，其他中国职员则主要从事以中文翻译为主的基础性工作，参与形式更多是“被动参与”，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进行决策和事项管理的人员数量不多，参与深度不足。
(二)中国青年参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领域的治理仍处在起步阶段
目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面临治理原则日趋紧张、治理方式难有共识、治理主体协调困难等困境。[18]中国作为数字经济等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已诞生出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为代表的头部数字平台，青年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与消费者，享受着新经济带给他们的便利。
然而，目前中国青年对数字经济治理参与深度不足，政府仍然发挥最主要作用，有关数字经济平台的治理仍主要依靠来自政府层面的督促、监管与审查，数字经济平台的“自查自纠”与使用主体的监督治理相对缺失。
青年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使用者和数字信息的主要来源，一定程度上也应该承担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义务。
但如今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政府和平台之间沟通和协同治理的渠道较少，权责更多集中在青年企业家个人身上。青年群体一方面应该严格规范自己在数字经济具体应用上的行为；
另一方面，也负有对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的义务，帮助该领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全球经济治理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青年人才素质有待提升
目前尽管多所高校已经开展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的国际项目，但相对西方国家早已建立系统性的“项目宣传—经费支持—国际实习—校外合作”的“一条龙”模式仍有不足。
中国高校的相关培养项目仍然存在人才培养意识片面，未能建立跨学科思维培养体系等问题。
以语言培育体系为例，当前对国际人才的外语教育缺乏精确规划，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效率低，更关注外语教育的工具性而非应用性，缺少对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外语思维的培育[19]，造成外语人才流失和作用发挥较差的情况。国内高校人才培养多集中于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和能力，多学科知识的培育未能引起广泛重视，对人才素质的培养更集中在执行与沟通能力上，创新与决策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
同时，相较于西方国家出台完备的政策法律法规，通过国家背书的形式建立各种青年协作网络，为青年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便利与帮助，中国政府与高校在推动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当代青年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和战略性地位，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青年肩负起责任。[20]“打铁还需自身硬”，推动中国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必须从提升青年自身素质、拓宽参与渠道等方面入手。
(一)加强青年能力建设，提升青年自身素质
进入全球化时代，对全球经济治理人才素养的要求日益提高，多语种语言交流能力、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都成为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备素养。
而作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青年在日常学习与工作中应当注重国际视野的开拓与治理思维的培养，积极参与国家与高校建立的多方交流机制，提高对外交流特别是与国际经济组织人员的交流频率与学习质量，强化自身国际交流能力，学习与锻炼工作技能，同时注重对多学科、跨学科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全球经济治理涵盖贸易领域、金融领域等多领域，因而参与经济治理的知识需求很高，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养成建构完善知识体系的能力。
青年要提高对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做到理解政策方针、了解经济治理具体状况，成为通晓治理规则和事务规范的复合型人才。
(二)拓宽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渠道
青年单一群体的能量和知名度相对较低，直接参与经济治理的途径较为有限，因而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时的思考主要借助政府搭建的平台和渠道充分表达。
推动中国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政府拓宽和创新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渠道、提高中国青年对外交流频率至关重要。
目前以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为代表的政府职能组织已经着手搭建不同国家间青年企业家的沟通渠道，通过青年群体这些较小“齿轮”之间的互动运转，推动国家这个“大齿轮”在经济治理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合作。
如国际青年企业家协会联盟、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协会等将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和发展作为运作目标，通过推动青年主动参与全球经济重塑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进程来实现全球经济产业链的稳固。[21]这些官方渠道为青年参与经济治理提供便利与背书，让青年声音被更多群体“听见”。
不同国家青年群体间依托政府平台的交流不仅提高了全球经济治理网络沟通效能，还能通过外溢效应推动更高层次主体进行深度合作，解决更复杂的治理难题。
未来还可以通过政府出面建立长效的青年互访机制，让更多青年能够到不同国家，特别是处于发展困境的国家中实地观察与开展研究，通过青年视角挖掘目标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及原因，为减少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建言献策。
(三)完善人才培育机制，培育全球治理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治理全球化，对中国青年参与经济治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青年人才的培养要求相应提高，因而需要各方协同运转，构建更完善的青年人才培育体系与输送模式，以培育出更多善治型、复合型经济治理人才。中国目前的青年人才输送模式仍然是“政府输送为主、高校推荐为辅”的人才输送模式。
未来政府可以探索与高校一同构建多元多方式的新型经济治理人才培育与输送模式，以助于实现人才培育、输送效能多方面提升。
首先，对于政府来说，必须释放出坚定支持经济治理人才培养信号，为各主体的共同行为树立统一目标，并提供坚实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助力其他主体放手施为。
当前，众多国际经济治理组织都要求实习生在线下参与工作，这意味着青年人才本身就要承担众多的签证、交通等费用，给青年人才参与投身全球治理造成阻碍。[22]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加大对于公派出国、公派进入国际组织实习的资助力度，通过级别划分、专项补贴等方式降低青年的后顾之忧，激发青年人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热情。
更进一步，政府可出面与国际经济组织进行磋商，通过人员交换等方式建立固定化的青年人才输送模式，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参与机会。
同时政府应当加大全球经济治理人才培养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到校宣讲、媒体推送等形式打破信息壁垒与闭塞，让更多有志青年了解到基本信息和支持政策，营造鼓励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社会氛围，为中国提供充足的经济治理人才。
其次，高校需要继续维持既有经济治理人才培养项目的开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吸引中国青年投入到经济治理人才培养系统当中。
已有多所高校设立并完善经济治理人才培养项目和交流渠道，例如外交学院设立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作为经济治理人才培养的重地。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该研究中心对内与国际经济学院等学院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实地经济调研等活动；
对外则与其他高校搭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经济外交研究分会”，通过设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分组论坛，为青年经济治理人才提供交流平台。[23]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在培养青年学生成为国际公务员，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通过双语教学以及加大实践力度等方式为培养复合型的人才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由复旦大学主持的“荣昶学者”项目则系统性建立了对经济治理人才的“吸纳、授权、参与和鼓励”等四个关键环节的建设，推动实现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政府输送模式向人才导向模式的转化。[24]
最后，全球经济治理人才培育项目内容需要与时俱进。
经济发展形态日新月异，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从推动青年参与经济治理的角度出发，高校需要增加个性化培养内容，周期性更新知识框架与内容，打通不同专业之间的学科壁垒，通过设立分类标准针对性地设计人才培养计划，建立一人一策、复合化训练、全链条追踪三者为一体的综合型培养与人才输送体系，为中国青年特别是高校学生提供更具效率的培育方式。
与此同时，高校可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一同展开更深层的对外联络与信息交流，对外拓宽交流渠道，建立更多主体参与的合作网络，为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方便、更系统的路径。
现有国际组织已然就青年层面的交流建立合作平台，如二十国集团在框架内设立青年领袖峰会、金砖国家组织设立青年部长会等，为中国青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可行路径。
中国高校可以通过区位优势，与目前中国政府主导的国际组织和经济治理网络直接对接，依托中国主导的经济治理机制，提升青年对国际经济现状的了解，提高青年的决策能力、思辨能力和与来自全球各国青年的沟通交流能力，建立起“本土化”青年经济治理品牌。
(四)激发青年发挥独特优势，推动经济治理良性发展
当前经济形态变化迅速，许多新行业依托科技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传统行业则相应拓展出不同的新模式，经济生态进一步复杂化，事实上降低了经济治理机制的针对性与治理效能。
对于对新生事物更具敏感性与行动力的青年群体来说，能较快适应新兴经济业态的挑战，所以无论是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还是高校开展的人才培育项目，都应把青年主体性的培养和全球经济治理参与意识的激发放到重要位置。
青年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优势的发挥，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从经济发展结构来看，愈发壮大的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却出现地域间数字鸿沟加大、数据孤岛现象增多等问题。
青年作为未来社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新时代借助数字经济发展这股“东风”参与到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当中去。
青年应充分发挥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熟练掌握和应用，对现有经济形态进行“迭代更新”。
作为数字产业发展的主力军，青年群体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赋能，挖掘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的发展潜力，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的转型与快速发展。
而对于以直播带货、数字货币投资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产业，青年群体应利用自身在新产业发展的中坚地位和桥梁作用，通过投身于行业建设和推广运营，加快数字技术与产业体系的结合，推动建设更高效、更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产业深度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让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青年团体也可基于对数字技术的充分掌握，帮助数字赋能后的新老产业向更广处发展，甚至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将这些产业“运”出去，进而构建和完善覆盖广、层次多的新经济体系，在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减少全球地区贫困和数字鸿沟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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