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帅
摘 要 伊格尔顿从两个向度上论及身体：理论上，身体是其解構思想的武器；
批评上，建构了身体政治批评话语。从元身体学的角度看，伊格尔顿对于身体的创造性特质的论述乃在于对人的本性的论述，强调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在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伊格尔顿的目的是解构西方存在300多年的经典美学；
解构实则是为了重构，即重建一种唯物主义美学。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上，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身体观的解读是建构其身体理论的基石；
从文学与人类命运的关联上看，身体诗学是介于现实物质世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批评理论形态。
关键词 特里·伊格尔顿；
身体诗学；
解构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种理论的诞生，源自对实践的思考、总结、归纳和概括，并经过理性的分析和逻辑的演绎将其构建成一个体系，这是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对身体问题的关注，源自人类对自身的反思，也是思维方式不断发生改变的结果。从本体论、认识论到生存实践论等思维方式的不断转换，人类如何看待身体的视角也随之转换。西方身体文化理论经由苏格拉底到尼采的起源和流变，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操控的身体、巴赫金的身体修辞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福柯的身体政治、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身体美学、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身体以及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身体思想等。在这精彩纷呈的西方身体文化理论当中，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可以说是独特的。他并没有构建一种新的身体理论，但是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身体确实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在细读和耙梳他的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身体是他解构思想的武器。
一、元身体学：哲学与宗教
身体既然作为他解构思想的武器，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论断：一是伊格尔顿有解构思想，二是伊格尔顿解构思想的解构所运用的工具是身体。那么，这两个合二为一的论断是否真的站得住脚，有其现实的理论依据呢？身体是工具还是目的本身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看看关于我们“是一个身体”还是“有一个身体”的争论。这有点儿类似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的抉择和判断。“我有一个身体”也确实是出自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1]如果说“我有一个身体”，那么意味着身体是客体、是对象，可以被任意处置，身体成为达到目的的工具，是使用性的、实用性的；
如果说“我是一个身体”，那么意味着我就是身体本身，身体就是我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前者代表的是西方传统身体观即主客二分的作为客体的身体，后者代表的是以尼采为发端、梅洛-庞蒂首创的一切从身体出发的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的主体性地位。
伊格尔顿无疑是非常推崇梅洛-庞蒂的。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关身体的最佳著作肯定是莫里斯·梅隆-庞蒂的《感觉现象学》一书，但是这本书带有把身体视为实践和构想的人本主义意义，因此对于某些思想家是完全过时的，从梅隆-庞蒂向福柯的转移，是作为主体的身体向作为客体的身体的转移。” [2]由此，伊格尔顿引出关于身体问题的核心观点是身体的创造性特质，“人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在改造它周围物质客体的过程中改造它自己的能力”[3]。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正是借助于身体的主体性地位，而身体的创造性特质正是人性的核心，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将人性定义为“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4]伊格尔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文学的文化研究和外部研究，虽然他承认身体相对于意识而言或者说物质相对于意识而言的优先性地位，毕竟他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第一性、生存实践论思维方式等，但是，他所意在建构的思想体系却不是身体本身，正如在《作为语言的身体》中，他通过身体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上的天主教神学之间的断裂加以弥合；
在《美学意识形态》中，他通过身体的中介链接起审美和意识形态，试图以美学的中介通向更广大的政治、社会、伦理等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阐发了身体本身的创造性特质，批判了后现代主义身体学；
在《文化的观念》中，提出身体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个铰接与黏合剂；
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提出了正是人类所共享的物种身体成为理解、同情、爱的基础和前提，并能使我们彼此感同身受。身体的中介属性、工具属性在伊格尔顿的文论思想中一览无遗，而身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伊格尔顿解构思想的武器的原因是身体本身的创造性特质及身体的主体性地位。
那么，伊格尔顿如何切入对身体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这直接涉及到语言与身体的问题、身体与主体的问题。“身体”“主体”同时是“自我指涉的问题也就是语言问题，因为只有经过语言的中介，身体才能呈现为具有意指内涵的形象、概念或符号” [5]。在《作为语言的身体》中，“伊格尔顿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陈述作为论述的起点：狗不是语言动物，狗不可能是虚伪的也不可能是真诚的” [6]。这个譬喻表明了人类社会的独特性，“人类社会既是生物联合体又是语言联合体。人类社会起源于我们共同的身体特征以及我们共享的交流能力”[7]。伊格尔顿认为，语言世界的入口向人类敞开，等于同时向人类敞开了语言的创造潜能和语言的破坏潜能。伊格尔顿说：“语言的创造潜能和破坏潜能的分裂导致某些人出于个人获利的目的，将其他人的身体看作是能被剥削和利用的商品，从而导致精神和政治的双重‘堕落：‘当人类……出于个人自我提升的目的把其他人用作客体……人就犯了基督教所言之罪和社会主义所称的资本主义。（BL52）”[1]伊格尔顿写作《作为语言的身体：新左派神学纲领》的目的是通过语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重新思考基督教堕落和拯救的问题，而身体与语言的辩证关系在其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由此可见，特里·伊格尔顿从元身体学的角度把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言说。关于人的论述，马克思从“类”“类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逐层推进以区分于异化的人；
马尔库塞则将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资本异化的人称为“单向度的人”；
海德格尔从时间维度指出“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于天地人神构架中的“在”；
梅洛-庞蒂则从空间维度将人还原为身体性存在，由此引出关于主体性的主题。而伊格尔顿对身体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重建有关。伊格尔顿对海德格尔颇有微词，认为他的“此在”不吃不喝。海德格尔的“此在”只是针对“他在”和“存在”而言，此在是个体的和现象的，此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个空间范围内时间性存在的物质实存，这个物质实存就是身体。《美学意识形态》运用身体的目的是追溯到作为整体的人或人的本性，以解构西方传统美学。
解构主义消解一切，当一切都被打破之后，必然要求重构，如何重构？重构什么？特里·伊格尔顿发现了身体。“身体是我们所有的人类存在既有事实最明显标记”[2]，“身体重要性的一部分是它的匿名性”；
“身体是我现身在别人面前的多种方式之一”。[3]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为身体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在后现代时期的瞬间在场、当下聚集的物质性实存。后现代思想家要追问的不是“为什么有存在而无却不存在”，他们要追问的是怎么证明有的存在？有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于是，追问到身体。此在以身体性的方式存在。身体在空间中存在，身体在时间中留存、也消逝。也就是说，哲学上某些古老的问题，需要从此在出发，从身体出发重新去追溯。特里·伊格尔顿追溯的目的是出于后理论时代解构之后重构的需要。
二、身体话语：美学与政治
伊格尔顿从两个向度上论及身体：理论上，身体是伊格尔顿解构思想的武器；
批评上，他建构了身体政治批评话语，这套话语的核心关键词是审美与感性、物种身体与情感结构、性别身体和女性身体。伊格尔顿的第一个目的是解构西方存在300多年的经典美学，即鲍姆加通的感性学（Aesthetics）。从鲍姆加通为美学命名的缺憾谈起，指出身体的缺失导致美学并没有沿着感性学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开启了理性对感性的殖民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鲍姆加通是从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命名美学，这是他的失误之处。“按说人类的‘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感知、表象、想象、联想为要素的感性认识，这是与认识活动相关的；
一是以生理欲望、原始冲动、感官快适、自然本能等为表现形式的感性生活，这是与肉体和官能直接相关的。”[4]而美学应是二者齐备。但显然，鲍姆加通所开创的经典美学只是指向了感性认识，而没有囊括进感性生活，由此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直接指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突出了身体的优先性地位，同时展开对经典美学的解构，既然从一开始美学就走上歧路，是时候回归起点，重新开辟一条新路。
这个身体有丰富的内涵和所指，所代表的是人类的感性生活，即“与肉体和官能直接相关的生存状态，包括情感欲望、生理需要、本能冲动、感官快适等”审美活动的重要方面，是身体话语。但由于伊格尔顿在范畴使用上的松散和宽泛，“因此他所谓‘肉体，并非仅仅指人自然的、原始的动物性方面，而且是指那些经过文化陶铸的生理性、遗传性因素，包括性别、性、身体、种族、民族、族裔、年龄等，它们之间的悬殊与抗衡事关文化，又无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从而成为一种‘文化政治”[1]。而身体话语和文化政治，正是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词，是理解其解构经典美学和重构后现代美学的核心。由此确立了美学的后现代转向，其中身体话语是宣布经典美学终结的逻辑起点，也是重构一种唯物主义美学的出发点。
由此引出伊格尔顿的第二个目的：重建一种唯物主义美学。重建一种唯物主义美学，其根基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就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正是沿袭了葛兰西的思想研究路径，不仅强调在后现代社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实践行为，还为审美意识形态找到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身体。
伊格尔顿擅长在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范畴中找出关联，比如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找到了身体作为二者的关联；
在马克思主义与神学之间找到了语言作为二者的关联，但鉴于语言是人的身体在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产物，也就将马克思主义与神学之间的关联下移到身体。伊格尔顿最推崇的身体研究著作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其中有句名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现象学最经典的方法是现象学还原，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这实际上是一种元哲学的思维方式。当世界发展变化日益复杂，当所有的争论越来越浓烈不可开交，有必要回到源头反思。因为西方思想的诞生是基于逻辑学的辩证推理，但当“美学事件”“文学事件”发生时，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而反思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出发。伊格尔顿的思想是建立在他不断学习、不断汲取前辈的思想营养的基础之上的。比如早期20世纪60年代，他深受威廉斯和麦凯布的影响，是在细读、消化、吸收之后的突破和发展。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也是如此。正是在《美学意识形态》中，身体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
三、身体符号：文化与自然
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身体观的解读是建构其身体理论的基石，从早期文本《作为语言的身体》到最近的《论幽默》，伊格尔顿立足于西方文化神学背景之下所展开的文学理论研究，确实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与立场。这是因为立足于自身文化语境进行的对自身的批判唯有借助于“他者”的视角才可以展开。作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得最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显然是一个可以借助的切入点。
1.身体话语-文化符号
身体话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含义是宏大的兼容并蓄的，将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归结到一种具有普泛式的物质基础根基。话语从学理上说是成系统的表达方式，有其特定的内在逻辑，它不同于言语与语言，话语是有一套方法論支撑的文学理论表述体系。身体话语源自尼采与福柯的系谱学，但伊格尔顿的身体话语吸收与借鉴了他们的起源与系谱学式追溯方法却又有其独特之处；
也不同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后者在哲学内部将笛卡尔的“意识”起点转换为“身体-知觉”起点；
伊格尔顿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指出马克思是“反哲学”的，实践的，有力量的，而并非只是思想家，是人在思考而非“意识”，此“人”是有身体的，这构成人的思想的前提预设。身体不是对象而是前提，在此基础上历史、政治、美学、思想得以展开，而展开的目的在于实践和变革。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在早期作品中提出的“所谓的人类‘物种存在性”[1]的辩证之处在于：人类的物质机体和生物学事实是超越个性差异的共性。以物种身体为立论的基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的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及象征这些秩序的文化符号归因于身体话语。他的身体理论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伊格尔顿早期文本《作为语言的身体》显然是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一个更为现实与贴切的契合点[2]，即人的神性与兽性之间的中间地带，从伦理—道德角度看是善与恶的分界线，从人的现实性的角度看是身体，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则是语言。宗教是西方文化的背景，在伊格尔顿的著作《如何读诗》《如何阅读文学》《文学事件》《批评家的任务》《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中将西方社会种种社会问题以“神学-文学符号学”“神学-政治符号学”的形式加以表达，即在西方学界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能指-所指”框架转换为“身体-语言”。[3]然而，这只是伊格尔顿思想的学理性表达在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学科范式内所作的探索，但从“政治批评”到“美学意识形态”，伊格尔顿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文学之外”，且把身体话语作为言说的起点与前提预设。“类”“类本质”“人的本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探讨人类社会问题的人类学根基；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也一直是人类的沉重的肉身，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思想寄身于天主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
2.身体-语言
若宗教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脱离的语境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是伊格尔顿的主动选择。在此意义上，伊格尔顿的“身体-语言”不仅指向文学理论也指向了文化理论，既有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也是伊格尔顿从马克思身上所发现的哲学人类学，所借鉴的关于人性的唯物主义认识。整体而言，伊格尔顿所追求的是一种更为“基础存在论”式的现象学还原。他所尝试的工作是一种更为基础、更为本质的“还原论”，将宏观的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理论、微观的身体-语言的学理性表达通过身体话语-文化符号的中介进行类比，所强调的是文化的唯物主义根基。
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类的真实属性”，“我们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并且具有形体的存在”。[4]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强调了人类的自主能动性，是能够创造自身历史的生物，而马克思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源自费尔巴哈。笛卡尔强调“我思故我在”，费尔巴哈却指出，“是人在思考，而不是自我或者理性”[1]。由此，伊格尔顿提出哲学思考的前提预设：人首先是人，是有身体的物质存在，“我们思考的方式源于我们的动物属性。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成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2]。意识、精神、头脑、思想属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借助语言加以表达与交流，而语言是一种身体活动，身体作为思考的起点，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有身体的参与，在此意义上，实践变得重要，经济、生产、劳动最初也不过源于满足身体的需求。
3.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身体-语言模式将人类归结于社会主体实践者，若意识是内在的，语言则是它的外化，而伊格尔顿将身体与语言看成是同一的，且为物质生活形态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的语言植根于我们的行为”。此种还原论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声称，在人类发展的后期阶段，思想逐渐变得愈发独立于身体的需求，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文化产生之后，我们才可以因为思想本身的价值而热爱思想，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生命。”[3]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现实高于思想，实则指的是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伊格尔顿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垂直方向与水平层面两个维度来思考社会构成，申辩马克思宏大的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之维正在于身体-语言的微观类比，也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美学微缩到身体话语-文化符号的内部肌理，充满了文化唯物主义色彩。在西方现代性的理性的破碎之后重构一种“整体性”根基，与其说是一种范式，不然说是地基，将理性大厦的海市蜃楼重新接续上人的气息。那是始源、大道与根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思想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由我们的身体需要所决定的物质必需” [4]。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格尔顿不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他立身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中剖析西方社会，借用的是马克思的视角与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得最彻底、最深刻的，这是置身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批判资本主义的伊格尔顿的独特视角。西方文化的批判式思维与自省特点，让西方形而上学从人（古希腊）—神（中世纪）—人（文艺复兴）以及感性—理性—知性—感性的循环往复中构建着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学术话语，既产生了灿若星河的人类文明，也酝酿出两次世界大战。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伊格尔顿先后出版了《论邪恶》《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
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伊格尔顿创作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此时，与资本主义制度迥异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伊格尔顿目光的聚焦点。我们很难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相同，毕竟，目的、手段、方法、路径、语境都有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守卫与辩护，甚至推崇与赞美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的关切，对人类自身境遇与命运的关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文化符号的身体话语。
四、身体诗学：文学与人类命运
身体诗学是介于现实物质世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批评理论形态。以身体诗学阐释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思想意在涵盖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之间所做的理论探索、批评实践和文本创作。筑基于这样几个基本观点：文学的物质性在于文学的语言与形式；
文学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
文化唯物主义文学学派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本原则；
革命批评、政治批评、美学意识形态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
文学理论广泛涉及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范畴，具有文化诗学属性。承续剑桥大学神学与政治辩论传统，古希腊雄辩术、修辞学与西方释经学传统，伊格尔顿广泛吸纳英国经验主义思想、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莫里斯·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思想融入其批评理论当中，使其具有审美诗学属性。但是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不是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而是身体诗学，即在西方宗教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论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合一。
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是随着时代发展演进的。从马克思主义形式、后现代主义风格、类比与寓言意蕴、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和伦理话语到伊格尔顿批评理论中的“历史”（美学史、悲剧史、文化史）诗学，可知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既囊括审美诗学范畴，又有文化诗学范畴。区别于日常生活话语中的身体，身体诗学中的身体指代人—此在—类—有身体的存在，身体是诗意的不是性别的。身体诗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统摄下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符号，同史学研究视角的下移一样，文学研究视角的下移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具有身体诗学特征的原因，体现为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话语，从意识形态的内化作用到日常生活话语实践，从文学的普遍价值到文化的感性经验和物质实体。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某个位置属于诗学。伊格尔顿的身体诗学处于宗教构成的西方歷史文化背景之下，耶稣受难的身体是悲剧的隐喻，是强调耶稣的人性一维的诗意类比。身体诗学因而符合伊格尔顿批评理论中对人的物质性与神性的寓言性质，又包含着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和关切。
五、结语
身体诗学具有存在主义修辞风格，吸纳感性经验现象学的某些因素，加上伊格尔顿散文体论述语言的灵动变幻，都为其批评理论涂抹上诗意栖居的“独立姿态”。与一般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不同，伊格尔顿纵横捭阖于文学文本、批评文本与理论文本之间又有其解决现实问题指向，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实践品格又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独树一帜的“身体诗学”。既是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合一，又是独创的批评理论形态—散文体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政论文体裁的历史诗学。如果这个概括还不太准确的话，那是因为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像一块“飞地”，自身并没有成型的理论形态，只有大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领地，并且仍然处于变化形成的过程当中。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伊格尔顿身体理论反思研究”（L15BWW01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 帅：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任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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