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出发前夕，因中共中央的大功率电台损坏，无法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取得联系，共产国际只能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虚假宣传，难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现状。
鉴于这种情况，193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秘密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战略指导。
写作背景、方式与早期出版
1935年6月，陈云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后在宋庆龄、潘汉年等人协助下，登上一艘货船抵达海参崴，又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此期间，陈云根据自己的长征亲历，开始构思、拟定长征纪实文集《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大纲。
1935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陈云的汇报，得知了中国革命的详细情况，并对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11月，陈云开始动笔创作《见闻录》，虽是纪实体裁，但他在写作方式上采用了一些技巧：一是假借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以下简称“军医”）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跟随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
二是用笔名“廉臣”，文中尽量不出现“共产党”“红军”“革命”等“敏感”词句，避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三是既不虚构夸大、也不偏激褒贬，让人阅读时身临其境、倍觉真实，实实在在地感知红军的勇猛无畏、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1936年3月，《见闻录》完稿，在中共驻巴黎共产国际代表处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见闻录》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的文集，首次向世界公布了红军跋涉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彻底揭穿了反动媒体的虚假宣传和谎言。
1937年3月，《見闻录》被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引起广泛社会反响，读者如潮、极为畅销。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见闻录》，为避重复，他们各易书名，如：1937年，民生出版社使用《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
1938年，明月出版社使用《从东南到西北》；
1938年，生活书店使用《随军西征记》；
1939年，大文出版社使用《长征两面写》等等。
多种版本《见闻录》的出版发行，使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红军故事，长征精神等被世人越来越多的了解、熟知、赞誉。
真实的红军领导人
毛泽东、朱德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反动媒体一直辱骂红军是“赤匪”“乱党”，污蔑红军领导人“心狠手毒”“残忍凶暴”，甚至“青面獠牙”“面目狰狞”。由于见不到红军的真实形象和缺乏客观报道，许多不知情的民众将信将疑。
《见闻录》中，“军医”言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
“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及）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见闻录》对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都做了客观介绍，称周恩来为“国内政治上之要人，有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称刘伯承、徐向前、陈毅等人“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赤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党有坚决之信心”。
“军医”对参加长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这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深为钦佩：“林、徐在行军中，都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竟转送给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见闻录》还这样描述红军官兵：“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未闻有军官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高官的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率部起义并捐出私有资财，“军医”感慨道：“赵、董一至赤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党中央。由此可见，赤军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红军长征时，云贵地区的百姓十分贫困。初冬时节，队伍途经剑河县的一个村落，“军医”见一农妇带着孩子倒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近前问询得知，她家的粮食全都交了地租，自己只得乞讨为生。正在询问时，“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短短的叙述，使毛泽东亲切、和善、关心穷苦百姓的形象跃然纸上。
诠释长征靠什么成功
《见闻录》讲述长征时，引用了一段歌词：“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敌人发慌。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成功。”
“铁一般”的工农红军靠什么“越打越有劲”“一定成功”呢？
《见闻录》不讲宽泛的道理、深刻的理论，而是用鲜活的事例、真实的场景、感人的细节来诠释这场世间壮举的必然成功。
一是靠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党、团员的身先士卒。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博古、李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损失惨重，血战湘江等几场战役，令部队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紧要关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采取转进贵州等战略部署，扭转了危局。
《见闻录》用大量笔墨详细叙述了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遵义大捷”“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斗过程。
当时，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红军中占半数左右。每次临战前夜，各个连的党、团员都要召集会议，决定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该由谁继任，如再伤亡，谁再继任，要这样预备四五组，战场上指挥员出现不测，马上有候补者继任，保证战斗指挥。
行军途中凡遇到粮食短缺、住宿条件恶劣等困境时，党、团员总是把优越让给别人，把艰难留给自己。枪林弹雨中，党、团员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倘若负伤，大多都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管我，消灭敌人！”
二是依靠将士英勇顽强、攻坚克险。长征的历程，是一卷红军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壮烈史诗。红军翻过霜风呼啸的皑皑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击退、摆脱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九死一生的浴血鏖战，《见闻录》对这些都做了细致描述，充分展现出红军的昂扬斗志和顽强精神。
《见闻录》在叙述“强渡大渡河”时写道：“赤军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17人携步枪、驳壳枪、机关枪及手榴弹，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敌军即对之射击，但赤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一齐扑至敌军工事内。此时敌军惊于赤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全部溃败……此次战役，赤军能以17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实之罕闻。”
抵达四川天全县地域时，国民党军在各个路段设伏，红军只得翻越崇山峻岭，但山中根本没有路，而且草木、荆棘丛生，泥水过膝。先头部队下午进山，后续红军到达山间已是夜半，没有火把，一片漆黑，战士们一个拽着一个，几乎是在泥水中爬行。天明时到了山下，居户听说红军是翻山过来的，都十分惊奇地说：我们只听老一辈讲，此山有路可通，但林密岭荒、野兽成群，从来无人敢走。“军医”不由感慨道：“赤军士气之旺，铤险克难，吃苦耐劳，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三是依靠遵规守纪，各族群众拥护、支持。长征之所以能突破重围，战胜险阻，不仅在于将士们勇猛顽强，更在于红军遵规守纪、深得民心。
《见闻录》记述，1935年2月28日，红军攻克遵义，城内民众非但不逃，反而举旗打鼓欢迎，“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
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朱毛两赤军首领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
入城第三天，红军召开大会，数万民众参加。会上，毛泽东宣讲共产党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的政策和抗日主张等；
朱德则宣布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请百姓监督，举报违者等。
长征途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一路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等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军医”目睹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截然不同，认定红军才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
《见闻录》讲道：红军经过彝族聚集地时，有10余个部落欲包抄、攻击红军。刘伯承得知彝民饱受川军欺压，就轻装简从来到彝寨与部落头人小叶丹談判，最后以鸡血滴酒，与彝民“歃血为盟”，联合抗击川军。“赤军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红军西渡嘉陵江后，进入羌族地区。羌族土司安登榜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羌人、提倡民族平等，和国民党“汉官”完全不同，便率部毅然参加了红军，并利用其身份和影响，在羌族地区为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见闻录》还记述了红军遵守纪律的两件小事：一是长征途经四川古蔺县境，漫山遍野的橘树结满黄灿灿的果实，但近万人的红军队伍走过，没有一个人去摘；
二是有个战士渴得不行，挖了地里的两个萝卜，他把两个铜元绑在木棍上插在萝卜坑里，作为偿金。
得知这两件事后，毛泽东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红军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四川也是这样，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军队、必胜的军队。”
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拥护与支持，突出的表现是穷苦百姓踊跃参军。1934年5月到9月，红军就扩充了近3万人，许多老兵途经故里，会带来乡亲投奔红军。当时老百姓有一个最淳朴的观念：“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
《见闻录》记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把军阀、官僚、劣绅掠夺、剥削来的财物分给群众，群众才真心实意地选择加入红军，一心跟党走，为穷人打天下。
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见闻录》出版后，让民众了解了红军的英勇、长征的经历，一些进步报刊纷纷转载《见闻录》里真实可信、通俗生动的红色故事。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读了《见闻录》，对红军十分向往，这本书成为他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一种动力。
1939年，大文出版社出版的《见闻录》，在“卷头小言”中说：“这是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我们撇开政治问题不谈，也觉得会在现代青年中引起广泛影响，值得读一读的。”
《见闻录》不但轰动国内，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许多章节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著的《红星照耀中国》所引用。
《见闻录》以其独有的历史地位、文献价值，为传播两万五千里征程的英勇悲壮，为延续红色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留存了一部熠熠生辉的华章典卷。
（责任编辑：孔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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