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乐，高 耀，陈洪捷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北京 100732；
2.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3.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推免全称“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①，是我国研究生招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研究生招生单位选拔人才、扩大招生自主权、完善多元录取机制、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的关键举措。自1985 年推免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具有研究生推免资格的高校数量稳步增加，经过 2006 年（新增 20 所）、2008 年（新增 32 所）、2010 年（新增50 所）和2017 年（新增54 所）四次新增，截至2022 年全国共有366 所高校具备推免资格，约占当年本科院校总数的28.82%②。2010—2012 年，国家连续三年提高“211 工程”高校推免比例，推免生规模逐年扩大，在 1998 年突破 1 万人，2007 年突破 5 万人，2015年突破10万人，推免生占全国研究生录取比例长期维持在10%—20%。近五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规模大幅增加，屡创新高，2022 年达到457 万人，较前一年的377 万人增长了21%[1]。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受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就业压力加剧以及国外留学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影响，大批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推免竞争更为激烈，推免政策逐渐成为学界及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
推免作为我国硕士生统一招生考试的有益补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本科阶段曾经的自主招生，或是现在的“强基计划”，都是为避免“一考定乾坤”，是提前锁定优秀生源的一种人才选拔手段。目前已有诸多文献探讨自主招生政策的人才选拔效果[2-3]，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继20 世纪末中国本科教育经历大规模扩招后，柯林斯笔下的文凭社会开始上演，学历通胀愈演愈烈，对优质教育机会的竞争也渐从本科层次延伸到研究生教育层次[4-5]，特别是在当前研究生教育扩招背景下，保证研究生教育人才选拔的有效性尤为关键。然而目前还鲜有研究从全国层面对推免人才选拔效果进行系统分析，也未揭示全国范围内外推和内推两种不同推免方式的人才选拔效果。鉴于此，本研究力图从推免生与统考生，以及内推生和外推生比较的视角考察推免政策的人才选拔效果。
中外硕士教育的人才选拔机制存在鲜明差异：中国以考试制为主，辅之以推荐制，因而有统考生和推免生之分；
国外虽然也有GRE、GMAT 等标准化测试，但硕士入学普遍实行申请制，标准化测试成绩只做参考[6]。所以，比较推免生与统考生表现成为中国情境中检验人才选拔效果的一种可行思路。伴随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围绕推免人才选拔有效性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推免涉及本科院校分配推免资格与硕士院校分配入学机会两个人才选拔环节，本研究聚焦第二环节人才选拔的有效性；
另外，推免人才选拔的有效性之争主要集中在学术型硕士（以下简称学硕）群体，而学硕与专硕的培养定位各异，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学硕推免的人才选拔效果。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推免生与统考生的比较研究，但两类群体孰优孰劣却未达成共识。刘娣等人[7]比较南京大学推免生和统考生的学习经历发现，统考生在学习动机、情感准备、学习收获、学习经历评价与学习结果上优于推免生；
但二者在深层学习法和学习参与上并无显著差异。郭丛斌等人[8]基于北京高校学生发展研究生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推免生的硕士成绩排名高于统考生，而统考生的科研产出数高于推免生。曾赛阳[9]基于N 校568 名硕士生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推免生的硕士学业成绩与社会活动能力均高于统考生，但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两类群体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李宇航[10]基于D 校15081 名硕士生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免生的课程成绩与科研产出均优于统考生。吴琪[11]对N 校354 名硕士生的调查结果证实，在读研学术动机、学术素养和学业成就方面，推免生与统考生均无显著差别。全国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则表明，推免生的学位论文质量高于统考生[12]。以上研究结论出现分歧的可能原因之一是缺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作为支撑，而基于某一地区甚或某一院校调查数据得到的研究结果受情境特殊性所限，可比性较差。另外，现有文献多将推免视为“铁板一块”，忽视了不同推免方式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根据本科与硕士院校是否相同可以将推免方式分为内推和外推两种类型，本科与硕士院校相同属内推，不同则属外推。2014 年前，两种推免方式的名额分配原则是外推比例不得少于20%。为留住本校优秀生源，大部分高校将近80%名额用以内推。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规定，推荐高校要充分尊重并维护考生自主选择志愿的权利，不得将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的条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推免生自主报考，所有推免名额均可向其他招生单位推荐。尽管不再限制内推和外推比例，学界对于这两种推免方式的讨论却仍在持续。支持外推的学者依据2495 名院士成长路径数据，发现80.90%的院士在不同院校接受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从而得出外推更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结论[13]。如果说从院士成长经历数据倒推外推优于内推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那么基于国内某研究型大学大一至大四本科生学业发展及是否读博数据的一项研究则从另一角度提供佐证，该研究证实内推成为相对保守学生的“备胎选择”，虽然内推生本科成绩较高，但学业投入、毕业时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却显著低于外推生[14]。
适应理论（Fit Theory）为本研究判断推免人才选拔有效与否提供了分析框架。适应包括人与文化适应（person-culture fit）、人 与 环 境 适 应（personenvironment fit）和人与职业适应（person-vocation fit）三个维度[15]。根据该理论，如果与统考生相比，推免生的各方面表现更适应学硕教育，即可认为推免政策有效。在英美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类似学硕的硕士学位通常被视作研究型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学位制度也尤为强调学硕的学术性。借鉴适应理论，有效的推免政策应选拔出如下“画像”的学硕：认同学术文化，在入口阶段对学术研究抱有强烈兴趣，即人与学术文化适应；
适应学术环境，积极参与培养过程中的科研训练、课程学习环节，并展现出较强的科研水平，即人与学术环境适应；
追求学术职业，在出口阶段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即人与学术职业适应。尽管读博并不必然意味着会从事学术职业，但鉴于学硕读博的比例仅占一成左右[16]，因而有理由相信继续攻博者更青睐学术职业。遵循此逻辑，如推免人才选拔有效则需满足下述研究假设：
H1：推免生读研的学术动机显著高于统考生；
H2：推免生的科研参与表现显著优于统考生；
H3：推免生的课程参与表现显著优于统考生；
H4：推免生的科研产出表现显著优于统考生；
H5：推免生的读博概率显著高于统考生。
参照适应理论，如外推方式选拔人才比内推有效，则可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H6：外推生读研的学术动机显著高于内推生；
H7：外推生的科研参与表现显著优于内推生；
H8：外推生的课程参与表现显著优于内推生；
H9：外推生的科研产出表现显著优于内推生；
H10：外推生的读博概率显著高于内推生。
综上，本研究基于适应理论，使用更具代表性的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推免生与统考生、内推生与外推生学术文化适应性、学术环境适应性及学术职业适应性检验上述研究假设，试图回答推免人才选拔有效与否这一核心问题，以期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研究生推免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2021 年全国硕士毕业生（学术型）调查数据。该调查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由北京大学组织开展，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分两个步骤抽取样本。第一步，在综合考虑院校类型、区域分布、培养规模、学科专业基础上抽取调查院校。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实现全部覆盖；
对于“双非”高校（即非一流大学和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分省份按照40%比例抽取；
对于科研院所，在33 所培养规模超过40 人的单位随机选取20 所。第二步，面向各培养单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发放网络调查问卷。对于毕业生规模超过100 人的学科门类，按照60%比例随机施测；
对于毕业生规模未超过100 人的学科门类100%发放问卷。问卷开放时间为2021 年5—7 月。调查结束时，共收到来自338 所研究生培养单位的70318 份调查问卷，在剔除填答时间过短、填答内容明显不合理问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删除了关键信息存在缺失的问卷后，共得到64802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2.16%。样本结构与对应年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总体结构基本一致，说明本次调查样本具有较好代表性。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统计
自变量包括入学方式和推免方式，推免生赋值为1，统考生赋值为0，外推生赋值为1，内推生赋值为0。因变量读研学术动机通过题项“您攻读学术硕士学位的动机是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测量，1—5 依次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学业表现考察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和科研产出三个维度：以在读期间主要参与的科研课题数反映科研参与情况；
以“我经常积极参与课程学习”的符合程度反映课程参与情况；
考虑到学生主观汇报的能力提升由于基准不同使得可比性偏低，本研究并未纳入能力提升变量，而选择相对客观的科研产出，前期研究表明学硕的科研产出近八成是国内外期刊论文[17]，故科研产出操作化为在读期间发表的国际国内期刊论文数。是否读博通过毕业去向判断，在国内外继续读博赋值为1，其他去向赋值为0。
其他影响因变量的潜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涵盖学生个体特征、教育背景特征和家庭背景特征。学生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和年龄。教育背景特征包括本科院校层次、硕士专业、硕士院校类型和地域。本科院校层次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双非”高校③，依次赋值3—1。硕士就读专业分为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人文艺术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教育学，自然科学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硕士院校类型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和“双非“高校，依次赋值4—1。硕士院校区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依次赋值4—1。家庭背景特征按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常用测量维度，依次包括父母学历、父母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父母双方均未接受研究生教育即家庭第一代研究生赋值为1，任意一方学历达到研究生层次赋值为0；
父母任意一方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赋值为1，双方均为其他职业赋值为0；
家庭年收入大于15万视为高收入家庭，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N=64802）
（三）研究方法
出于系数比较便利性考虑，本研究将读研学术动机、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和科研产出视作连续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推免生与统考生、内推生与外推生在上述方面的表现，回归模型见公式（1），定序Logit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④。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旨在通过回归分析揭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入学方式和推免方式与学硕各环节表现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以科研产出为例，如果推免生的科研产出显著高于统考生，仅说明相比于统考方式，以推免方式入学的学生更大概率科研产出也高，并不意味推免政策必然提高科研产出。
式（1）中Performancei表示学生i的读研学术动机、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和科研产出表现；
modei表示学生i的入学方式或推免方式，β 是自变量modei的回归系数；
controli表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学生个体特征、教育背景特征和家庭背景特征，γ 是控制变量controli的回归系数；
α为常数项，ε是随机扰动项。
是否读博为二分变量，因此采用logit 回归，回归模型见公式（2）。
式（2）中P 表示学硕毕业后继续读博的概率，1-P代表不读博的概率，其余项含义与式（1）相同。
此外，全样本为64802名学硕，但在比较内推生和外推生时，一个前提是两类群体都属推免生，所以分析只能在13125 名推免生中进行，而51677 名统考生则被排除在外，导致样本选择有偏，并且推免生和统考生的身份分配也不随机。因此本研究引入Heckman两阶段模型处理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一）推免生与统考生比较分析
由表2可知，在控制学生个体特征、教育背景特征和家庭背景特征后，推免生在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及科研产出方面的表现确实显著优于统考生，H2、H3 和H4 成立，表明推免生更适应学术培养环境，一定程度上证实推免政策人才选拔的有效性。不过应当注意，推免生与统考生的读研学术动机与是否读博并没有显著差别，H1和H5未得到验证，即推免政策选拔出的人才相较于统考生并非对学术研究抱有更浓厚兴趣，毕业后继续读博的概率也并不显著更高，这揭示出推免政策仍有改进空间。
表2 学硕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与是否读博回归结果
（二）推免生与统考生异质性分析
表3 呈现不同学科、院校及区域推免生与统考生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和是否读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分学科看，各学科推免生的科研参与均显著高于统考生，不过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类推免生的比较优势最小，可能因为相较于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类学硕的培养模式更依赖项目制，无论是推免生还是统考生科研参与都已成为惯习。人文艺术及自然科学类推免生的科研产出显著高于统考生，社会科学类推免生的课程参与显著高于统考生，而在读研学术动机与是否读博方面，推免生和统考生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3 学硕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与是否读博异质性回归结果
分院校看，除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外，高校系统推免生的科研参与情况均显著优于统考生，不过“双非”高校推免生的科研参与优势更高，这可能与不同院校科研参与机会的差异有关。科教融合是中科院和社科院系统研究生培养的典型特色，“双一流”高校的科研项目也普遍较多，因而无论是推免生还是统考生，都有充足机会参与科研项目。而在“双非”高校，科研项目更可能成为稀缺资源，所以推免生的科研参与会显著高于统考生。此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推免生读研的学术动机显著高于统考生，“双非”高校推免生的科研产出显著多于统考生。而在其他方面，两类群体未表现出显著差别。
分区域看，各地区推免生的科研参与情况均显著优于统考生，但东北地区推免生的相对优势最小。东部和中部地区推免生的科研产出显著高于统考生，西部地区推免生的课程参与显著高于统考生，而推免生和统考生的读研学术动机和是否读博没有显著差异。概言之，单从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及科研产出看，东北地区推免政策人才选拔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外推生与内推生比较分析
表4进一步比较推免生中外推生与内推生的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与是否读博，以衡量不同推免方式下人才选拔的有效性。回归结果显示，外推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显著高于内推生，H6 得到验证，但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和科研产出方面的表现显著低于内推生，两个群体继续读博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即H7、H8、H9 和H10 均未成立。本校内部推免学生学术研究兴趣较低的结论与既有研究一致[14]，其在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和科研产出方面的优势可能源于更熟悉学习、科研环境从而降低环境适应成本。
表4 推免生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与是否读博Heckman两步法回归结果
（四）外推生与内推生异质性分析
同样对内推生和外推生的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与是否读博进行学科、院校与区域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分学科看，各学科外推生的科研参与及科研产出均显著低于内推生；
人文艺术类外推生的课程参与也显著低于内推生，不过外推生继续读博的概率显著高于内推生；
社会科学类外推生读研的学术动机显著高于内推生。分院校看，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外推生的读研学术动机显著高于内推生，但科研参与情况显著低于内推生；
而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内推生的科研参与、课程参与、科研产出及是否读博均显著高于外推生。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推生的读研学术动机和继续读博的概率显著高于内推生，而科研参与和科研产出情况显著低于内推生；
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推生的学业表现及继续读博概率均不同程度优于外推生。
表5 推免生读研学术动机、学业表现与是否读博Heckman两步法回归结果
（一）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基于适应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回应了当前围绕推免政策人才选拔有效性的主要论争，核心结论有三。
其一，总体而言推免生在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及科研产出方面的学业表现明显优于统考生，一定程度上说明推免生比统考生更适应学术培养环境，即从环境适应性角度看推免政策的人才选拔有效，这与既有研究结论[10]一致。背后可能原因有二：一则出于“霍桑效应”，保研光环下的推免生更倾向于积极融入学术生活；
二则推免生能够在本科推免资格分配阶段脱颖而出，就表明其拥有较高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且家庭经济、文化资本也存在优势，多重资本累积叠加共同塑造出推免生的高环境适应性。
其二，推免生与统考生的读研学术动机与是否读博概率没有显著差异，表明两类群体的学术文化适应性及学术职业适应性整体差别不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推免生读研的学术动机显著高于统考生，但二者继续读博的概率并无明显分别。这也印证了学硕就业去向的多元化趋势。
其三，在推免生中，总体上外推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明显高于内推生，更适应学术文化；
而内推生在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及科研产出方面的学业表现显著优于外推生，更适应学术培养环境。在学术社会化理论视域下，高学术动机通常是高学业表现的重要前因[18]，外推生的学术动机在向学业表现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不通畅，可能原因之一是院校未能提供充足的学术社会化支持。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内推生和外推生是否读博存在明显的学科、院校及区域异质性，人文艺术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东部地区外推生继续读博的概率显著高于内推生。以上发现有助于丰富目前几乎一边倒支持外推人才选拔效果更优的研究结论。
（二）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推免政策，适度扩大推免范围。本研究证实，推免政策的人才选拔效果有保障，有利于选拔出适应学术培养环境的人才，作为研究生招生统考制的有益补充应当坚持实施，并且在当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招的发展趋势下，还应适度扩大推免范围。推免名额增量配置可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对于尚未获得推免资格的高校，在下一批新增推免资格高校名单中可根据办学定位、学科特色、招生和培养方案设计情况予以优先考虑；
二是对于已经获得推免资格的高校，可根据人才培养成效稳步提高推免名额比例，若确为优秀人才但因名额所限无法获得推免资格，可探索建立推免名额转移支付机制，使用招生单位推免名额完成录取；
三是对于已经获得推免资格，但优秀生源流失严重的高校，建立推免名额补偿机制，所补偿推免名额可适当用于校内保送。
第二，改进推免复试标准，强调考察学术志趣。学术型硕士教育侧重选拔、培养科研创新人才，学术志趣是大学拔尖人才培养的基础[19]，乃至关键[20]，其之于科研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本研究发现，当前通过推免选拔的人才读研学术动机并未显著高于统考生，毕业后也并不比统考生更倾向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折射出推免生学术志趣不高的问题。尽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推免生读研之初的学术动机高于统考生，但在毕业之际留在学术轨道的概率与统考生已无二异，而在其他院校，推免生的学术志趣更为堪忧。从国际经验看，基于申请制的美国研究生招生模式已逐渐转向综合审核以弥补以往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成绩的弊端，并通过个人陈述、推荐信等材料综合考察申请人的学术恒心与学术热情[21]。推荐免试意味着免除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慧眼识才的重担就落到复试环节。我国研究生招生单位有必要将学术志趣纳入推免复试环节考核标准，并加大考核权重，从而遴选出具有强烈学术志趣的优秀本科毕业生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
第三，入口、过程、出口联动，保障人才选拔效果。关于内推和外推何者更优，既有研究普遍支持外推，本研究却证明内推亦有可取之处。诚然外推生读研的学术动机显著高于内推生，在人文艺术类专业、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东部地区的外推生继续读博的概率也显著高于内推生，不过内推生的学术环境适应性更高，在科研参与、课程参与及科研产出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外推生。外推生学术兴趣更浓厚但学业表现不理想的反差或许是学术场域转换引致的环境适应代价，相较之下内推生更熟悉本校学术环境与惯习，与导师等重要他人的沟通成本更低，科研延续性可能更高。这同时也折射出当前的学硕培养模式值得反思，对有志学术者并未做好“扶上马，送一程”，学术理想在现实培养环境中难以落地转化。因此保障推免政策人才选拔效果绝不能就入口谈入口，还必须统筹考虑招生、培养与毕业去向，让适合的人才选拔得上、表现得优、发展得好。
（三）不足与展望
受数据结构所限，本研究仅纳入过程性的课程参与变量而非结果性的课程成绩变量，未来还需收集课程成绩信息，以进一步丰富硕士学业表现的评价标准。另外，本研究仅选择硕士教育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节点评价推免政策人才选拔效果，未将评价节点延伸至毕业后更长时段，从职业生涯发展中回溯硕士教育经历。评价节点的不同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基于院士成长路径数据的研究[13]支持外推优于内推，而本研究却证实内推生的学业表现优于外推生。这启示我们对推免政策人才选拔效果更全面的评价需纳入追踪数据，在更长时段中加以综合考察。
注释
①直博生不纳入本研究范围。
②根据中国教育在线（https://www.eol.cn/html/ky/gxmd/tm.shtml）公布的《推荐免试高校名单》及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估算得到。
③鉴于第二轮“双一流”高校名单发布时间晚于本研究数据收集时间，故院校层次划分以首批“双一流”高校名单为准。
④经检验，本研究回归结果均保持稳健，限于篇幅未呈现，感兴趣读者可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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