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西华师范大学 ， 四川 南充 637009)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民众政治心理呈现出鲜明特点。围绕民众求民生、争民权的政治心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运动，推行民主政治，兴办教育，满足民众利益需要。同时，启迪民众政治觉悟，培养积极政治情感，鼓励民众参与政治，以独特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民众政治心理做了最密切最积极的回应，引领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保障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
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活是否安宁、清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政治心理状况。作为一种群体政治心理，民众政治心理是对群体共同的政治生活以及群体内外政治关系比较一致的心理反映。因此，民众政治心理是反映政治生活的晴雨表，是导致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掀起政治热情的必要条件，民众的决策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2]随着近代政党政治的发展，面对作为社会主要成员的广大民众，一个执政党能否把握民众政治心理，提出符合民众利益的纲领，并动员凝聚民众力量为实现其纲领而共同奋斗，即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成为关系执政党政治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将促进民众政治认知、聚合民众政治情感、强化民众政治动机、激发民众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众政治心理建设置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入民众，紧紧依靠民众，关注民众政治心理，察民情、听民声、解民意、顺民心，宣传、组织、动员民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3]，到江泽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4]，再到习近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5]，无一不提醒我们，关注广大民众尤其是民众的政治心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必备视角。历史反复证明：从民众政治心理出发开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群关系就和谐，党就能从人民群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发展、繁荣；
否则，党群关系就会恶化，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就没有力量，甚至会丧失执政地位。民众政治心理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价值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是引领和聚合民众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的产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和时代紧密相连。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运动的血腥屠杀与残酷镇压，共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纷纷被查禁或解散，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残酷的事实表明：反革命势力远远超过了共产党所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已经处于低潮。民众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产生了困惑，革命热情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成为萦绕在国人心头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在独立领导革命、建设根据地的艰难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新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民众政治心理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表现为：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革命陷入低潮；
党的工作重心调整，逐步探索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社会矛盾发生变化，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民众革命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革命意识和阶级观念的广泛宣传，使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得到普遍洗礼，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对阶级关系的认知逐渐深刻
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国农民对阶级剥削关系及自身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地位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而在此之前，他们并未意识到阶级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只是将剥削者如“财主”与被剥削者如“揽工”的关系视为职业、劳动分工的不同，并且用宿命论，比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猪毛按不在羊身上”[6]，来解释为什么地主富、农民穷，或者用封建制度的合法性，即地主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理由，来论证交租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美国人韩丁《翻身》一书中关于“无阶级意识”的描述：“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7]145，正是说明了在土地革命之前中国民众对阶级关系以及自身阶级地位的无意识。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与革命洗礼后，中国农民不仅逐渐认识到阶级关系的不平等，“那富人，在人间，良田万顷，我穷人，衣与食，很费愁心。……那富人，他不做，有吃有剩，我穷人，做苦工，反不如人”[8]，还认识到阶级剥削的不合理，认为“地主完全是靠农民劳动过活的，……不应当给地主交租子。”[7]145在贫富差距的强烈对比以及对剥削关系的强烈谴责下，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渴望民主，想要通过“建立苏维埃，工农专政民主世界”[9]13获得自主权，喊出“我的命运我掌管，我要江山我要权”[9]41的革命口号；
他们呼吁自由，想要通过“斩断礼教束缚，打倒封建势力”[9]25，获得自由，不做永远的奴隶；
他们追求平等，想要通过“参加红军闹革命，推翻不平社会”[9]29来“铲除世上不平等。”[9]106
(二)政治情感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共产党倾斜
这一时期，广大民众政治情感的天平发生了明显倾斜。在苏区，“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10]成为民众的口头禅，被广泛传唱。民众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心态表露无遗，反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却热情拥护。这种政治情感的倾斜具体表现在民众的对政府的无意识称呼，比如湘赣边区的民众把苏维埃叫“埃政府”，用当地方言解释就是“我(埃)政府”，或者表现在民众对政府的无条件支持，面对敌对势力的烧杀中，民众虽然惨遭损失，饱受痛苦，但“他们不曾懊悔，无怨党及农会。”[11]319
民众的政治情感泾渭分明，形成两个极端的鲜明对比：一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爱戴，另一端是对反动军阀与封建势力的憎恨。这种两极化的政治情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流传的歌谣中被充分表达，比如《红军就是大救星》和《国民党要垮杆》表现出民众对红军的期待与对反动军阀的厌恶；
《穷人日夜想红军》和《军阀遭天杀》抒发了民众对红军的喜爱和对封建势力的痛恨；
《红军好像山顶松》和《财主老爷把头低》描述了红军的高大与地主的猥琐；
《红军好比亲爹娘》和《骂声保长不是人》抒发了民众对红军的亲近与对封建势力的排斥。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和引导下，广大民众的政治情感被充分调动，阶级斗争意识明显增强。
(三)以利益为主导的政治动机日趋明显
这一时期，民众投身于革命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实现切身利益。周锡瑞在早期陕北革命史的调查中发现，“很多老红军回忆当初为什么参加红军时都说是为了土地。”[12]为了改变贫穷的生活而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的。事实证明，民众的政治动机是现实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第一，关于“什么是革命”的问题，他们认为“革命”就是“有吃有穿又有用”[13]2；
第二，关于“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他们解释“不干革命难翻身”，[13]35“不干革命腰难伸”[13]36；
第三，关于“怎么革命？”的问题，他们提出“只要还有一口气，跟着红军干革命。”[13]56基于这种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理解思考革命问题而生成的参与革命的政治动机是真实且持久的。
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农民群众实现了千百年来获得土地的梦想，不仅增强了农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用歌谣“荷树叶子笑呵呵，红军帮我打土豪……今个世界大吾同，贫苦雇农有田种”[14]来表达对中共红军的赞美与拥护，还极大地促进了群众参与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即使在反“围剿”战争的紧张局势下，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依然进行的如火如荼。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毛泽东用赣南闽西区域和闽浙赣边区的农产增长数据 表明:“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
(四)政治参与意识明显提升
在封建专制政权统治下，中国民众因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就没有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现状的意识，只期望能有“为民作主”的明君和“为民请命”的清官来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与政治动员下，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一是表现为积极参与政治选举。随着革命根据地民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民众参政意识开始觉醒，提出选举自己的代表，通过“开代表会议，决定工农本身一切问题”。二是表现为敢于进行政治表达。比如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11]220，而在苏维埃成立一段时间后，农民已经敢于发表自我意见，驳斥甚至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三是表现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在中共苏区内，除老弱及部分富农外，大多数农民都是农会会员。“农协的男性会员四十岁以下二十一岁以上，都参加赤卫队的组织，二十一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都参加少年先锋队的组织。”[1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运动，推行民主制度，兴办教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有力地引领了民众的政治心理。
(一)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列宁曾明确指出：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16]604建立红色政权，巩固红色政权，赢得农民的支持至关重要。要赢得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土地问题。因此，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谁也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1.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政策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6]311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键在于制定符合革命实际的土地政策。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确定了”耕地农有”的土地革命目标，提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农民”[17]，但因党内右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封建势力的阻挠，并未形成具体可行的土地政策。随后“八七”会议对土地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原则性规定，但仍然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党的六大制定的土地政策有了较大进步性：改变了之前“没收一切土地”的过左做法，明确提出了“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所有”。同时基于农村阶级状况的分析，将豪绅地主视为土地革命主要的敌人，贫民是农村中基本的依靠力量，中农是应该巩固的同盟者，据此提出了“保护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等政策。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土地所有权问题日益凸显。为提高农民参与土地革命的积极性，毛泽东提出“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18]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有效将农民的土地需要和党的革命需要结合起来了。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确定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制定了“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分配政策，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方法。[19]不仅缓解了阶级矛盾，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2.基于土地政策开展分田运动
土地政策的制定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的分田运动。最先开展分田运动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以人为标准，一律平分“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0]71的原则，对没收的土地和公共用地进行分配。随着对农村地区调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土地政策也不断进行相应调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地区因过分强调按照人口平均分地，对肥地、山地、贫瘠地未做区分，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对此中共提出了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核心内容的“二次分田”政策，对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土地进行了再分。正是在这种不断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分田运动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功。分田运动打破了上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不仅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还将农民为获得土地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力量。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打消了思想疑虑，从心理上认同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也指出“正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能与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20]190
(二)建立红色政权，满足民众利益需求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受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过不断摸索，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色政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要想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参加，就要尽量保证民众的利益。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经济建设、试行民主政治和兴办文化教育，以满足民众利益需求，引导其政治心理健康发展。
1.积极开展经济建设，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
蒋介石政权为扼杀红色人民政权，集结重兵，持续对红色区域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实行了残酷的“饿死政策”(即经济封锁)，试图断绝革命根据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饿死红军。在历史紧要关头，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适时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动员广大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自救运动，改善根据地民众的物质生活。根据“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20]130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以“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20]131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政策。具体表现在：在农业生产上，结合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组建耕田耕牛队；
另一方面领导军民开展大规模的垦荒运动；
在工业上，创办以军需供应为主的公营工业，建设以民用为主的民营工业，领导能保证一定工人福利的部分私营工业；
在商业上，通过政府投资兴办公营商业，解决群众生活必需品和根据地特需商品。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强调“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21]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得到前所未有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加认同中国共产党。
2.推行民主政治，保障民众的政治权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提出在苏维埃内推行民主政治，通过“吸收群众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工作，教育他们管理自己的国家”[22]，使群众深刻认识的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的政府”，实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一是在民主选举方面，苏维埃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选举法，使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享有最普遍的选举权。明确“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3]创立了投豆法、流动票箱等多种形式的选举方法，切实让民众看到了选举的民主性，并在具体实践中强化了民主意识，调动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另外，在成立选举机关、严格选举程序上给公民选举权提供全方位保障。二是在民主监督上，规定被选举人 “要定期对选举人作报告，如果他们不称职，选举人可以立刻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24]不仅强调行政监督，通过设立工农监察部监督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还加强舆论监督，让民众对中共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实时监督；
三是在组织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创造性的将苏维埃基层组织拓展至乡级，设立通过代表固定联系群众的制度。毛泽东称这种制度“是苏维埃组织的基础，是苏维埃领导群众、动员群众最有力的基本组织。”[25]总之，中国共产党对广大苏区民众进行了民主主体意识、民主管理能力的培养教育，充分体现了政权的人民性，调动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3.兴办文化教育，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苏维埃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首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不仅以无产阶级为服务对象，“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26]，还为土地革命与经济建设服务，通过文化教育促进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在苏区，苏维埃政府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积极兴建校舍，扩大受教育群体，主张科学教学方法，降低文盲率等。为了保障儿童教育，明确规定要求对适龄儿童施以免费的强迫教育，父母不得阻止；
针对广大农民青年群体育，提出“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27]创办夜校、识字组、读书俱乐部和业余补习学校，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提高了民众的革命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增强了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
(三)融洽军民关系，满足民众的情感需要
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后，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广大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关键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拥军扩红和参与支持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为此，中国共产党首先针对军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红军开展对敌政治宣传和深入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完成此阶段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开展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1932年7月21日，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强调“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决定意义，……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是红军的生命线”[28]，提出将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寓于其各项任务之中，为战时目标服务，由于根据地创建初期，党的基础不牢，军队内部政权观念薄弱，流寇思想严重。因此，宣传建军宗旨，加强思想建设就成为党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若“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0]86因此必须让广大军民认识到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军队。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提高军民对当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学习和了解，提高军队思想素质，激发战士的忧患意识和革命斗志。在政策教育上，主要是纪律教育。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执行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牢记“红军须知”：“一、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二、不乱拿穷人的粮食；
三、对穷人态度要亲切……”[29]这对提高军队素质和密切军民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反”围剿”斗争中的誓师大会就是通过分析当前革命形势，阐明革命目的与意义，提高战士的思想认识，激发和鼓舞革命士气。
2.坚持对敌政治宣传工作
秋收起义失败后，湖南省委专门召开会议分析失败原因，认为起义失败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对军阀军队的宣传工作，分析了瓦解国民党军阀武装的必要性和可能胜，要求应该立即“在一切反动军阀中进行积极的宣传”[30]，并赋予红军对敌开展宣传战的使命任务。为配合反“围剿”作战，各级政治机关内设有“破坏部(科)”，对敌开展分化瓦解和政治攻势。1930年，中央在给红军的训令中也明确指出，红军的战斗”应当和红军对敌军兵士的广大煽动工作和瓦解敌人部队从政治上夺取敌人士兵的工作相配合”。[31]具体来说，对敌工作分三步进行:一是通过分析官兵的阶级成分，提高对敌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在分析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关系与官兵成分，探析官兵的政治情绪及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通过没有硝烟的攻心战，摧毁敌军的心理防线，分化瓦解敌军，配合军事战斗。二是发动敌军内部的士兵运动，通过派遣同志深入敌军内部，进行“由日常生活小的煽动、小的斗争、反抗长官一直发展到兵变，……或是当军队与工农暴动的群众决战时在内响应以消灭军队的力量。”[32]三是争取俘虏参加革命，教育被俘的军官或士兵，邀请他们加入红军，并允许他们离开，让“他们可以把红军的新思想和新情况带到外界去。”[33]给予俘虏兵好的物质待遇，消除他们对人民军队的恐惧心理。
3.红军深入民众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34]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广大群众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小，加上当地军阀和地主豪绅到处散布谣言迷惑群众，污蔑红军“鸟老二(指红军)吃人肉，喝人血，杀人放火。”[35]使其惶惑不安。“红军每到一地，经过宣传之后，”[20]78才使原本对红军冷冷清清的群众热情起来。鉴于战争形势之刻不容缓，为使红军尽快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党号召红军指战员“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36]各级政治机关都设立了群众工作部，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口号、登门访谈或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创建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目的意义与路线方针，并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在党的广泛宣传与动员下，各地的根据地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农会和农民武装也相应建立起来了。在反“围剿”斗争中，主要是动员群众积极支持与参与前线战争，通过对反“围剿”斗争目的意义和具体事项的宣讲，动员组织他们做好后勤工作为前线服务，如川陕革命根据地，仅南江，长赤两县就投入了约25万人次的运输力量，“在多次战斗中和两次收紧阵地中抬伤兵，运弹药，背胜利品，运盐，搬工厂，机关，医院等等。”[37]同时，动员群众直接参与战争，在各根据地纷纷建立武装力量，如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有许多乡亲们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红四方面军里去当兵，有的因年龄甚小不收，还痛哭流涕，熬着不走”。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38]民有所困，党有所解；
民有所思，党有所引；
民有所呼，党有所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绕民众求民生、争民权的政治心理，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民众政治心理做了最密切最积极的回应，这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继承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