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钢涛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1］（P65），“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1］（P70）从百年党史的宏阔历程来看，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始终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起社会各界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党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1］（P72），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夯实统一战线发展的根基，深化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统一战线作为一个策略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墨较多的理论主张。恩格斯早在1840年就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2］，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一科学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际出发，强调了需要团结更多力量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P435）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主基调。马克思还专门强调了要联合农民的重要思想，认为无产阶级“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3］（P769）。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从实践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列宁着重就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专门阐述：“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4］列宁还特别强调建立工农联盟、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5］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以俄为师，无论是建党原则还是革命实践都带有浓厚的苏俄特色，这就造成年幼的党难以摆脱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全民族抗日战争前两次统一战线的曲折经历预示着一个简单的道理：统一战线必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左”和右的策略都是对革命极大的危害。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成为全党共识确非易事。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历程，从少数人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再到走出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得以固化，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法宝和重要经验。其后，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发挥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其概括为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之一加以强调。
学界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统一战线学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等研究较为成熟，其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涌现的一批高质量成果。具体到从百年统战的时空维度审视党的统一战线，成果较少。聚焦于长时段研究，侧重于演进历程的梳理，如吉秀华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的发展逻辑、演进动力与现实启示》，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从阶级联合到治国理政再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过程；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诉求，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追求”［6］。周虎在《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中，从历史逻辑角度呈现了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四个发展阶段，强调“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统一战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道路是促成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核心领导力量、制度保障、重要法宝、精神支柱、经济基础”［7］。李永胜、李威威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中指出，“领导权建设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命线”，百年统战领导权建设的经验主要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靠斗争赢得的”，“党的建设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根本保障”，“爱国主义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精神旗帜”，“科学理论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行动指南”［8］。聚焦新时代统战话语建构，张超、曹文宏在《中共统战话语体系的百年演进及其内在逻辑》中谈到，新时代统战话语的构建在“承继了以往统战话语体系建构的一般政治话语机制的基础上，……倾向于微观治理的大统战话语体系”［9］。丁俊萍、颜苗苗在《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中指出：“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依次为以‘合’为中心的革命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以‘稳’为中心的建设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和以‘大’为中心的改革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10］也有学者从百年统战的价值进行探讨，林绪武、张玉杰指出，以历史经验观之，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提高这一治国方略地位的法治化水平、协调统战目标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11］。
梳理学界已有研究进展，其显著特点是：一是注重从历史的小切口，分阶段研究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史；
二是注重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党的统一战线实践；
三是注重从民族复兴角度研究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继续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研究，坚持大历史观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百年党的统战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各阶层、各团体砥砺奋进、成就伟业的历史。聚焦百年统战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有许多维度可以适用，但从大历史观进行深度分析无疑显得特别重要。从大历史观考察党的百年统战史，也就是将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贯通起来，既要注重某一具体时段的统战实践，更要关注长时段、宽视野的整体性考察。
一般认为，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演进脉络有两种话语表述，一种是基于历史时期纵向的表述，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的统一战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新时代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一种是基于主要内容的表述，即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无论是时间链条的表述还是内容属性的统战话语，都隐含着革命（执政）党团结统战对象，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叙述逻辑。透视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段，党开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书写中国奇迹的过程。
党领导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正处于幼年时期，既缺乏足够的理论储备，也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加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越俎代庖，直接插手中国革命事务，使得中国共产党无法做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从而导致大革命失败。考察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认识和科学分析陈独秀与国民党、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对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学术界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对待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与国民党、共产国际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又是正确认识和评价陈独秀后期革命生涯的重要参照。
大革命中后期，面对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浪潮，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改变对华策略，极力拉拢蒋介石集团，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其时，国民党内部迎汪（精卫）拥蒋（介石）如火如荼。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俄共（布）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均主张蒋汪合作，“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12］。陈独秀等分析了革命形势，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的策略。1926年9月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明确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13］陈独秀等为消除蒋介石的戒心，向其代表表示，中共支持汪精卫回国的条件不是“迎汪倒蒋”而是“汪蒋合作”，没有取代或改变蒋介石军事首领地位的意图。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煞费苦心，一方面积极迎汪复职，另一方面积极接洽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试图用汪精卫“把所有人联合起来”，争取唐生智“影响他的‘左’倾”，避免蒋介石独大。但事与愿违，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释放的善意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养虎为患，助长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使中国革命陷入困境。
国民政府“迁都之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目的日益公开化，频频向帝国主义者示好，公然宣称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14］（P37），“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14］（P36）。为应对危局，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做好各种反蒋宣传活动，挫败蒋介石的图谋。通告还强调，要联合国民党左派，同时也指出共产党“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15］（P120），而区别于此前那样“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15］（P120）。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对当时革命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有警惕并作了一定的斗争准备。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愿意与蒋彻底决裂，“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16］。一方面蒋介石摩拳擦掌，做好了反革命政变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始终未能摆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的影响，不能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革命形势作出应对之策，为大革命失败埋下了伏笔。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大会明确提出要“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领导”［17］，尽可能地领导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善于利用一切合法斗争手段。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加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构成，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红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18］。
中央苏区时期政权组织形式主要是各级苏维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开展了兵运、争取地方农民武装加入党领导的红军等统战工作。这一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造成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的批判，使革命遭到重大挫折。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领导人对内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打压、排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指挥，对外没有抓住福建事变这一“变局”，反而视福建人民政府为“最危险的敌人”，与其对立，使得红军错失借助此次事变打破敌人“围剿”的良机。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之初，形势异常严峻，面临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围堵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可以利用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矛盾，重点开展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得到采纳。周恩来、朱德积极与陈济棠联系，双方代表多轮谈判、反复协商，达成了解除封锁、就地停战以及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这次统战工作的胜利，为党中央正确采取突围方向、顺利突破蒋介石部署的第一道防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得以确立，统一战线工作得以更加灵活开展，较为顺利地通过云、贵、川等地，成功抵达陕北。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充分体现，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广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政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建立统一战线。回民支队的建立，刘伯承与彝族小叶丹歃血结盟的佳话，许多少数民族民众踊跃参加红军，成为这一时期党成功开展统一战线的典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各种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更关键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蒋介石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进行对比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势下，日本妄图要灭亡中国，日寇所到之处无不是烧杀抢掠，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对国共两党都是如此。只有合作抗日，才能维护整个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是否坚持抗日，成为人民支持与否的重要条件，这决定了合作的长期性。从整个抗战的进程来看，虽然多有曲折和摩擦，但合作基本没有完全破裂。但同时也要看到，与第一次合作不同，这次合作的复杂性更大，随国际形势发生微妙变化，抗战初期合作较好，皖南事变前后出现严重危机，合作与斗争若隐若现。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一次严重的反共行动，激起了国内外坚持抗战人士的极度愤慨，也对我们党解决复杂局势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我们党由事件发生初提出“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击”到经过仔细权衡，提出“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9］（P147），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在新闻媒体刊发周恩来关于事件之“十六字”手迹，向社会公布事变之真相，获得了海内外民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反动行径反应强烈。路透社电文表示，“此间对此种内閧殊为遗憾，因时至今日中国如能战胜威胁国共两党之日本，亟需保持密切之团结。”［20］（P479）莫斯科《真理报》声称：此“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唯有削弱中国而已。”［20］（P478）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皖南事变对敌我双方带来的不同后果，“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19］（P207）可以说，这种情形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余波未平，美国受共党宣传盅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宋）子文甚以为虑，余以千虑难逃一失，乃以泰然处之”［21］。经此一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有所收敛，“斗而不破”的局面也避免共产党腹背受敌，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国共两党以及中间派力量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国民党力图维持过去的一党专制独裁政府，共产党希望建立各革命政党联合执政的新政权，中间派试图居中调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就历史的细节而言，以各民主党派为主的“中间力量”也不容忽视。胡乔木曾指出：“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22］重庆谈判期间，中间派力量声势日隆，他们不仅公开集中发声，而且频频与国共两党接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后，随着美苏介入中国内政并在支持“国民党领导中国”这一点达成一致，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对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动进攻，中间派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理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他强调了统一战线对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3］（P1257）；
他强调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策略，对于学员、教员……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23］（P1270）；
他特别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明确了实现党的领导权的两个途径：“（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23］（P1273）随着战局的发展，“第三条道路”逐渐破产，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后，民主党派内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丢掉幻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召开两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形势下开展统战工作的要求，对于民主党派要“团结、建设、进步”，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要认真、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四面出击”，当前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抗美援朝、土改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论十大关系》在论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的八大报告也强调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些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服务改革、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并结合实践要求，将统一战线范围进一步扩大，就统一战线的地位、任务以及载体特别是坚持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以及实现祖国统一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策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聚焦“新时代要不要统一战线、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建设统一战线”等重大理论问题，深刻分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工作重点、原则要求和方式方法，要求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十二个必须”的工作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灵魂。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统战工作全过程，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统战部要切实发挥协调组织作用，着力研究统一战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力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着力调动各少数民族、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战对象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抓实抓好基层统战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榜样示范作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良好氛围。
科学应对和正确处理四对关系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关键。“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4］，“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25］。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就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不断增进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就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既要做好当前亟须完成的事项，时不我待、奋力前行，解决好等不得的问题，也要提前谋划发展规划，久久为功、日日为功，处理好急不得的问题。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就是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立场上不含糊，方法上不僵化，把握尺度、拿捏分寸要恰到好处。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团结和斗争两手抓，既不能一味讲团结放弃斗争，也不能片面讲斗争忽视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斗争求团结，努力形成心气事顺的真团结。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回顾党领导统一战线的百年实践，不难看出党的历史也是一部党领导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朝着共同目标奋斗的历史。“必须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不仅是来自历史经验的启示，更是我们党面向未来的承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在肩，更需要发挥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作用。深化统一战线研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从整体性视角推进统一战线研究。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从肇始、发展到成熟，始终贯穿着坚持、巩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一关键因素。中国革命历史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革命事业就会得到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革命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就是因为不能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错失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机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教训极其深刻。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实行关门主义，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几乎再次葬送了中国革命。从整体性视角推进统一战线研究，要在历史时空动态变换中探寻统一战线的发展变迁，既要回溯历史走进“历史的深处”，探究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复杂面相，亦要回到当下，借助新兴技术、创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
二是要从世界视野维度审视统一战线研究。研究中国统一战线，需要站在全球范围、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党建设等维度去把握。统一战线的实质是“大团结、大联合”。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和同盟者组成统一战线。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以及列宁领导第三国际，莫不如此。从世界史的视野考察中国统一战线，会发现明显的异质性，那就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而这种深深植根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更是弥足珍贵的文化滋养。就执政党建设来讲，西方政党联合组阁的实践，就是统一战线的案例。从世界史视野研究统一战线，要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加强对党际关系的研究，立足本土，联通域外，善于吸收国外统战的经验。
三是要从使命型政党维度考察统一战线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其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使命型政党维度考察百年统一战线，要坚持从历史出发，坚持人民至上，用正确的党史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理直气壮地研究党史、讲好党的故事，不陷入所谓的历史细节。从使命型政党维度考察百年统一战线，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滚石上山的劲头，不断加深对坚持统一战线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研究走向深入。从使命型政党维度考察百年统一战线，要打破学科壁垒，拓宽研究视野，增进不同学科关于“统一战线”话题的交流、会通、互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战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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