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新宇 王悦红 刘琦
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各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经济活动也几乎陷入停滞阶段。为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我国政府观大局、谋大势，快速有效应对疫情，精准施策，采用全局性、前瞻性的思维分析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经济得到了快速回升。疫情暴发当年第二季度我国GDP 就已经呈增长之势，涨幅为3.2%，上半年的下降幅度收窄，降幅为1.6%。虽然此后疫情反复，但我国经济恢复向好，2021 年经济增长8.1%，2022 年前三季度增长3.0%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正是因为有强大的经济韧性作为核心支撑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我国经济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在疫情发生后，中国经济将持续呈现出强劲的韧性。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有力工具，税收不仅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稳定经济和调整资源配置的主要工具，还能够在社会公众投入公共决策和完善政府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机制方面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保障。宏观税负是税收政策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反映着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宏观税负体现了财政的作用与功能和财政支配权的分配格局，由此，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尤为重要。一方面，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税收能够有效支持政府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满足社会公众需求，为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若宏观税负过低会使政府收入减少，从而减弱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使经济韧性降低；
另一方面，税收不仅可以通过调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来影响居民消费，还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现金流量、融资约束等影响企业投资。而过高的宏观税负会约束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导致经济下行加重，使经济韧性降低。
因此，宏观税负太低或者太高对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均有着负面效应，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于支持政府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满足社会公众需求及推动经济发展大有裨益。本文拟考察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获得充分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基于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来分析宏观税负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暴露出的短板与问题，探讨界定我国一定时期的合理税负水平以及进一步增强我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对策。
（一）文献研究
在宏观税负方面，首先，关于宏观税负的度量方式是相关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现有文献普遍采纳的宏观税负测算口径有三种：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与GDP 之比；
中口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与GDP 之比；
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收入与GDP 之比（安体富和岳树民，1999）①税收收入是指各项税收收入；
财政收入是指在税收收入的基础上增加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专项收入等非税收入；
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同构成了政府收入。。其次，关于我国宏观税负轻重与否是当前我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自2012 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在逐步降低（吕冰洋等，2020）。从国际的角度看，我国宏观税负要小于OECD 发达经济体（李水军，2020），具体来说，小口径税负远轻于OECD 国家，大口径税负会重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戴慧，2019）。最后，学者们对宏观税负的作用机制也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增长、对外投资（李勃昕等，2019）、居民消费（温桂荣等，2020）以及产业结构（贺文慧和朱琪琪，2018）等方面探究宏观税负的作用效果，其中，税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重点。
在经济韧性方面，首先，针对经济韧性的内涵辨析，Martin and Sunley（2015）从四个方面来阐述经济韧性的内涵：一是区域经济系统遭受外部冲击时能够正常运行的抵抗力；
二是区域经济能够恢复到均衡稳定态势的恢复力；
三是区域经济重新构建内部功能和结构的再组织力；
四是区域经济改变原来的结构，创新发展路径和模式的更新力。许多学者都认可了这一解释并应用到研究中，比如Nystrom（2017）、徐圆和张林玲（2019）。其次，对于经济韧性测度方法的讨论，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单一指标测度和综合指标测度来衡量经济韧性。众多学者参照Martin 提出的区域经济韧性综合指标度量方式，主要包括重构力和抵抗力两个方面（张振等，2020）。单一指标测度法是指采用GDP、贸易额或者就业等重要变量指标并采用比较前沿的计量模型进行测算，比如城市部门就业和失业人数比例变动，或者是GDP 增长率或失业率的变动（陈奕玮和吴维库，2020）。最后，现有文献对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环境（张振和赵儒煜，2021）、产业结构、文化因素、社会资本（叶堂林等，2021）等方面。
（二）研究假说
探讨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首先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何为经济韧性。本文在已有文献的理论基础上，认为经济韧性的核心内涵体现在抵抗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和更新力这四个方面，即认同并延续了Martin and Sunley（2015）的思想，并且认为城市经济韧性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利于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税负这一指标体现了一定区域在一定时间内所创造的新增价值来源于税收的程度，税收是政府通过取得财政收入从而进行宏观调控、促进资源分配的重要手段（安体富和岳树民，1999）。因此，宏观税负既能体现一定时期市场经济的税收压力，又能反映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与调控程度。经济韧性则体现为区域经济应对外部冲击所表现出来的抵御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和更新力（Martin and Sunley，2015）。简而言之，经济韧性是当变化发生时，区域经济所展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和稳定性。当外部冲击来临时，如果宏观税负过低，政府因收入不足导致宏观调控能力较弱，无法对市场经济做出有力的引导（胡书东，2002），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恢复与提升，换言之，此时对应的经济韧性较低。如果宏观税负过高，市场中企业会承担较大的税收负担，根据税收收入效应，过高的宏观税负会约束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刘乐峥和陆逸飞，2021）。当外部冲击来临时，低沉的消费和投资会造成进一步的经济下行，此时经济韧性水平也较低。因此，过低或者过高的宏观税负对于维持高水平经济韧性没有益处，在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宏观税负临界值为一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的最优宏观税负，此时区域经济韧性达到最高，低于或者超过这一临界值，经济韧性就会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呈现出倒U 型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宏观税负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经济韧性的增强，因此，以经济韧性最大化为目标，宏观税负存在一个最优水平。根据研究假说，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倒U 型，引入宏观税负的二次项，经过Hausman 检验，本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resilienceit是地级市i在第t年的经济韧性；
taxit是地级市i在第t年的宏观税负；
taxit2是地级市i在第t年的宏观税负的平方；
Xit为影响经济韧性的其他控制变量；
δi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
τt控制了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因素；
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韧性（resilience），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基于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以王世平和钱学峰（2018）的研究为基准进行改进，测算出城市经济韧性。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中国的经济遭受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对城市格局有着深切的影响，各个城市有着不同的表现，在这背后体现的正是经济韧性的作用（徐圆和张林玲，2019），因此，以2008 年为基准，选择采用GDP 增长率计算的韧性指标，该指标的大小从0 到1，数值越大则经济韧性越强（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首先计算各个城市每年的实际GDP 增长率与该城市2008 年的GDP 增长率的差值（rdvalue），同时，根据各个城市每年的差值找出最大差值（maxrdvalue）与最小差值（minrdvalue）。由于计算出来的差值既有正值也有负值，不利于进行判断。因此，采用下列方法将负值转化为正值，即各城市每年的经济韧性为：
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宏观税负（tax），采用小口径测算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与GDP 的比值。税收收入是指地方政府可取得的各项税收，即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等。值得说明的是，一些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增值税等，上缴中央的部分并没有测算进来，这是因为同一税种上缴中央的比例是统一的，这部分税负在不同区域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也是一致的。对当地企业税负和居民负担产生差异化影响的税负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可取得的各项税收，这一部分的影响是不一致的。由此，本文使用小口径宏观税负指标比较稳妥。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能够体现地区经济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力资本（human）、经济开放程度（open）、创新能力（innov）、金融发展水平（financial）、产业结构（ms1、ms2），具体说明及度量方式如表1。
表1 主要变量说明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EIC 数据库、EPS 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且各城市变量指标均是指该城市的市区统计指标。由于缺乏2005 年以前的税收收入数据，本文使用2005 年以后的地级市相关数据，经过处理，最终得到了2005—2019 年我国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具体处理过程如下：（1）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的城市样本；
（2）对数据按照10%和90%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表2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以考察经济韧性与宏观税负之间的内在关系，估计结果见表3。第（1）—（4）列中，宏观税负一次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宏观税负平方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说明，经济韧性和宏观税负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 型关系。在一个确定的经济空间内，存在一个宏观税负临界值，当这个区域的宏观税负低于临界值时，宏观税负的升高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此时，宏观税负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政府收入，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在外部冲击来临时，区域经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韧性得以提升。当宏观税负超过临界值时，宏观税负的升高则会抑制经济韧性的增长，此时，在这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过高的宏观税负会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效应”，随着宏观税负的升高，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导致经济韧性降低。因此，保持合适的宏观税负水平才有助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基准回归结果使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城市规模是按照人口来划分的，不同规模的城市，其人口分布不同①以城区常住人口为准：100 万以上为大城市；
50 万以上100 万以下为中等城市；
50 万以下为小城市。。城市规模的不同，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由于小城市样本量过少，无法进行回归模型估计，本文将其与中等城市合并进行回归分析（徐圆和张林玲，2019），表4 报告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是呈倒U 型，而中小城市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大城市的回归系数，表明中小城市的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更大。可能是因为，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大，消费、投资等经济活动更为密集和多样，其经济韧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与中小城市比，大城市宏观税负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2.基于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获取资源能力也越强。因此，本文参考詹新宇和曾傅雯（2021）研究，将城市分为高行政级别城市①高行政级别城市为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外的副省级城市和其他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包括杭州、济南、长春、西安、南京、成都、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宁波、厦门、深圳、青岛和大连。与普通城市两类，考察不同城市级别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不显著，普通城市中，宏观税负的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平方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普通城市的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倒U 型。可能的原因是，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市场活力更强，有着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更能有效面对冲击，经济韧性也就更高，由于高行政级别城市自身的强经济韧性，宏观税负对其的作用影响可能不太明显。
表4 异质性分析结果Ⅰ：区分城市规模和城市行政级别
3.基于城市区位的异质性分析
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也有差异。因此，本文将城市按照区位进行分类②东部：海南、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河北；
中部：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安徽、黑龙江、吉林、山西；
西部：青海、甘肃、陕西、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分别对其回归。根据表5 的回归结果，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倒U 型影响显著，但是东部地区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部地区的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更明显，而西部地区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区位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韧性对宏观税负变化更为敏感，总体而言，东部地区保持了较快的市场化进展，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慢。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Ⅱ：区分城市区位
（三）内生性检验
首先，本文使用的数据中，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与GDP 的比值表示，经济韧性通过GDP 增长率计算得出，两者都与GDP 有关，因此，宏观税负与经济韧性可能互为因果，有着双向交互影响，即宏观税负影响经济韧性、经济韧性影响宏观税负，引起内生性问题。其次，遗漏的关键变量会同时影响经济韧性和宏观税负，进而影响本文的结论。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采用滞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法（徐圆和邓胡艳，2020），为便于操作，将被解释变量提前一期，与当期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如表6 第（1）（2）列，展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两种情形，其检验结果与上文基本相同，体现了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
其次，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由表6 第（3）（4）列的结果可知，根据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AR（1）检验的P 值小于0.1，AR（2）检验的P 值大于0.1，且Hansen 检验的P值大于0.1，说明扰动项无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估计方法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根据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和不加控制变量两种情况下，宏观税负的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倒U 型，与上文结论一致，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论不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经济韧性滞后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上一期的经济韧性越强，则当期的经济韧性越强，体现了影响的可持续性。
最后，进一步构造各城市宏观税负的工具变量，对基准结论进行验证。本文采用某一城市所在省份内的其他城市宏观税负的平均值（tax_iv）作为该城市税负水平的工具变量（詹新宇和刘文彬，2020）。首先，在同一省份，各城市间的税负水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该指标是其他城市税负水平的平均值，与该城市的经济情况没有直接关系，而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城市的税负水平的影响程度也比较低，所以，该指标比较符合工具变量既与残差项无关又与内生变量有关的标准。经过检验，进一步表明该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6 第（5）（6）列显示了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宏观税负的一次项和平方项都显著，第（5）列与基准回归系数方向一致，第（6）列与基准回归系数方向相反①因为第（6）列使用失业率来衡量经济韧性（Doran and Fingleton，2018），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人数与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数之和的比值。失业率是经济韧性的负向指标，失业率越高表示经济韧性越低，由此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加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表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四）中介效应分析
在已验证宏观税负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倒U 型的影响后，本文利用中介变量检验其影响路径。此处主要考虑三种路径：一是企业投资，二是居民消费，三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1.宏观税负通过企业投资影响经济韧性
企业投资作为生产经营环节中的重要一环，通过直接影响企业成长与发展而作用于经济社会，从而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企业投资也受到经济社会的影响，宏观税负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宏观税负过低时，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减弱，导致政府不能及时提供有效信息，增加了企业面对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根据谨慎性原则，企业会减少投资。当宏观税负过高时，企业承担的税费过重，根据替代效应，税负上升导致实际收益率下降，企业不想维持原有的投资水平，也会减少投资支出。由此可见，过低和过高的宏观税负水平均对应着较低的企业投资规模，宏观税负对企业投资产生倒U 型的影响。企业投资通过影响企业生产规模和创新能力影响企业面对外部风险的韧性，通过集聚效应再正向作用于区域经济韧性。为验证企业投资这一路径成立，本文引入了中介效应模型（5）。
其中，企业投资（invest）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度量，取对数计入计量模型。如果模型（5）中的b1显著为正，b2显著为负，则宏观税负可以通过企业投资影响经济韧性。表7 中的（1）（2）列展示了模型（5）的回归结果，宏观税负一次项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平方项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宏观税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 型，企业投资这一影响路径得以验证。
2.宏观税负通过居民消费影响经济韧性
居民消费是经济社会中产生有效需求的核心要点，税收政策是政府通过宏观税负水平来调节居民消费与储蓄等行为，使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当宏观税负水平较低时，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也较低，从而会增加私人消费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支出风险，从而产生抑制居民消费的负作用。另一方面，当宏观税负水平较高时，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可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预算约束，此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较少，消费预算约束较大，消费水平较低。因此，当宏观税负水平过低或过高时，居民消费水平均较低，宏观税负对居民消费产生倒U 型的影响。较高的居民消费水平使得区域经济在面对外界复杂变化时，尤其是受到外部冲击后，能够快速恢复到原有发展水平，从而展示出较强的经济韧性。为验证居民消费这一路径成立，本文参照中介效应模型（5）引入了模型（6）。
其中，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采用居民消费率来度量。表7 中的（3）（4）列展示了模型（6）的回归结果，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宏观税负一次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平方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宏观税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 型，居民消费这一影响路径得以验证。
3.宏观税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影响经济韧性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单纯的市场调节早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因素。尤其是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身为“守夜人”的政府往往能够通过逆周期调节等宏观调控手段，助力经济恢复，提升经济韧性。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受到宏观税负水平的制约影响，当宏观税负水平过低时，政府筹集的财政收入不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较弱，此时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能力较差。当宏观税负水平过高时，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较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这两个资源配置的手段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税负水平过高使得市场经济难以激发活力，从而也会影响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发挥作用。因此，过高和过低的宏观税负水平不能使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达到最优，宏观税负水平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产生倒U 型的影响而作用于区域经济韧性。为验证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这一路径成立，本文参照以上中介效应模型引入了模型（7）。
其中，政府宏观调控能力（ability）可以用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经济的努力程度来衡量。进一步，如模型（8）所示，本文用地方政府当年财政支出减去年财政支出的差值与去年财政支出的比值来量化地方政府逆周期调节经济的努力程度，同时构造虚拟变量，当该比值大于0 时，ability取1，小于0 时ability取0。表7 中的（5）（6）列展示了模型（7）的回归结果，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宏观税负一次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平方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宏观税负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倒U 型，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这一影响路径得以验证。
表7 机制分析：基于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以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为现实背景，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使用2005—2019 年我国282 个地级市的4230 个样本数据，研究了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经济韧性呈现出倒U 型的影响，一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最优宏观税负，此时区域经济韧性水平保持最高，过低或者过高的宏观税负都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基准回归结果，我国小口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为15.25%①-0.0427/（-0.0014×2×100）=15.25%，即税收收入占GDP 比重为15.25%时比较合适。我国城市经济韧性和平均税负的现状数据②相关数据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表明，不管是按照地理区位、城市规模还是城市级别分类，各区域、各规模、各级别的城市平均税负均小于15.25%，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较低。首先，因为15.25%是我国测试范围内的最优宏观税负，区域平均税负不能与其相比较。其次，因为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有所差异，目前全球经济仍在经历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因此不可过快提高宏观税负，应继续加强减税降费力度，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机制分析可知，宏观税负可以通过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对经济韧性产生影响，因此，在现阶段需要积极鼓励企业投资，助力释放企业活力，使企业成为稳经济、提质量的调节器，并且不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大力促进居民消费。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双管齐下，共同提升区域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助力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第一，政府应利用多方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尤其要形成企业的长期投资观。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经济政策的精准度和透明度，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有效信息，为企业投资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市场环境。第二，促进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资，并且拓宽企业创新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原则推动设立创新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民间投资等社会资本投入，从而促进全社会的创新投资，提升全社会的创新能力。第三，实施组合式减税降费，为居民消费注入动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负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居民消费。因此，将宏观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的情况下，突出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实行组合式减税降费，打好促进居民消费的减税降费政策“组合拳”，为居民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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