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越峰/文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尼贝尔境内古迦毗罗卫国，归属现在的印度，最先流行于印度恒河地区。在佛教诞生前，印度大陆盛行吠陀教，吠陀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古佛教，但是，佛教深受其影响。佛教的创始人为释迦摩尼，释迦摩尼入灭（死）后，他的弟子们整理出他在世的言行说教，便成为佛教经典中的经、律、论“三藏”，之后佛教在古印度不断得到发展。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由于阿育王信奉佛教，佛教得以迅速传播，成为了当时的国教。
随着佛教向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佛教经典也随之集结流传，最终使佛教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除了佛教经典文字的传播之外，佛教造像艺术的传播也开始慢慢流行起来，直到后来成为了佛教传播和佛教信仰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西藏是公元7世纪初。在当时的吐鲁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伴随佛教向西藏地区的传播，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传入到了西藏，对当地佛教造像艺术的表现风格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佛教的传播离不开寺院，随着佛教寺院的大量出现，各种外来风格佛教造像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技法开始渗透到藏区佛教寺院。不同文化的碰撞，最后必然会导致文化的融合，所以，西藏区域的传统佛教造像艺术，在汲取外来佛教造像艺术精华后便形成了新的艺术形式，即藏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从此，藏传佛教造像的艺术形式成为了藏区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主体。
公元7到8世纪中叶，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吐蕃区域处于多种文化艺术流派并存的时期。自松赞干布以来所推行实施的开放政策，中原地内及尼泊尔和印度等邻近国家的文化艺术纷纷流入到吐蕃地区。汉传、印度佛教与吐蕃传统苯教文化不断发生接触与碰撞，各类文化及政治均在尝试着夺取藏区的文化意识形态、想达到一统吐蕃政治文化地位目的。当时的社会信仰主要有两个派别，那就是外来佛教与藏区本土教，在两者势力通过长期的碰撞和融合后，最终达到了力量的均衡，如是，外来佛教与本土教及其文化艺术便形成同生共存的状态，如其中著名的桑耶寺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在那里供奉的佛教造像作品当中，可明显看出本土的吐蕃传统造像特色与外来区域造像风格的大融合。据相关资料表明，桑耶寺（包括建筑和造像艺术）以汉族、印度和藏族三种艺术风格为基础建造起来的。其中，主殿的第一层，采取了藏式的建筑风格特色，大殿中央根据藏式的造像风格塑有释迦牟尼佛和胁侍者13尊。释迦牟尼佛的左边建造了金刚手菩萨、除障盖菩萨和普贤菩萨等塑像，右边建造了弥勒菩萨、地藏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等塑像。第二层建筑风格以汉式为主，大殿中央建造大日如来佛塑像，左侧辅塑燃灯佛，右侧辅塑弥勒佛，前方塑造三尊佛像，分别为释迦牟尼、无量光佛以及药师佛，左右塑造金刚明王、八大近侍菩萨等。第三层采取了印度建筑风格，将大日如来佛塑造为主尊佛像，以金刚手、十方诸佛等作为胁侍塑像。
8世纪中后叶到13世纪，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已逐步形成，此时因佛教于赤松德赞后半期逐渐的获得了国教地位，佛教文化在西藏得以弘扬。尽管在朗达玛时期受到了一定的阻滞，但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伴随着佛教从青海和阿里地区又一次规模性传入西藏地区后，形成了这一阶段的塑像艺术能充分地体现出印度当地的佛教造像与西藏传统造像结合的特点，此时期的藏族工匠们进一步地开始汲取印度的艺术风格，而擅长印度佛教造像表现技巧的工匠们同时也在探索着向西藏本土造像风格靠近的过程。我们还可以根据托林寺等地遗存下来的造像艺术品可以看出，波罗艺术风格与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为了追求崇高美学意境，大多数的立像通常以三折枝造型为主，其主要表现为腰身纤细、臀部比较宽、佛祖头发为波浪、鼻梁高、额头宽、追求三十二相好、八十种随形好等，以及菩萨袒露双肩、束髻宝冠、衣物轻罗透体、庄严持重等特点。虽然藏族的艺术工匠们在极力追求着外来佛教造像艺术与本民族造像的高度融合，但是，由于佛教艺术终归是属于外来文化，所以，在早期的佛教造像实践当中，难免会出现大量的模仿外来佛教造像风格的现象。
从13世纪至15世纪末期。藏传佛教造像已经迈入了非常成熟的阶段，此时西藏的封建经济与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各大封建主大力推崇扶持教派，于是便广修寺院，甘丹寺、江孜白居寺和甘丹寺等著名寺院就是在这个时期修建而成的。藏族佛教造像匠人们通过长期对印度、尼泊尔及其他国家的佛教造像风格的深入探索，已学会将其融合、贯通，慢慢的形成独特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此时大量精美的造像艺术作品应运而生，风格多样，古朴、深邃、丰满等等造像特征成为当时佛教造像重要的表现形式。其实，相比较早期尼泊尔、印度造像，那时的造像更加具有自元代以来宫廷造像艺术的遗韵，在人物外型塑造方面，几乎看不到印度造像艺术的模样了，高鼻梁、薄嘴唇和椭圆形面孔，已被藏人熟悉的面孔所取代，特别是关于高僧大德人物造像的刻画，更加注重面部表情中那种刚毅自持的刻画。菩萨三折枝造型已不常见，变得更加端庄稳重，达到了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高度，比较侧重内心情感的传达，体现了藏族造像艺术家杰出才华及原有民族造像的传统。16世纪后，藏传佛教造像风格开始倾向世俗化、程式化，以及理性神秘化、装饰复杂化，人物雕刻越来越精致，表现手法以装饰性为主。而此时的密宗（佛教密宗本源印度，可追溯到古印度婆罗门教）造像则追求的是佛教教义理念当中的神秘色彩，造型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创新与突破，但此阶段对佛教造像的装饰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华丽得多，其精湛的工艺达到了惊人的水平。然而，就整体艺术性而言，却缺乏了13至15世纪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交流和个性的刻画。即便有一些既有精神又有造型的杰作，但它们已经完全无法与那个繁荣昌盛的时期相提并论了。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始于公元7世纪初，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的漫长历史，一直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的变化均形成于特定时代政治背景，时代政治背景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是造成佛教造像审美观念和形式变化的几大重要因素。
西藏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构成了西藏区域的天然屏障，但是这个屏障并没有将西藏文化同世界文化隔离开来，千百年来的藏传佛教和佛教造像，既保持着同周围世界文化的联系，又借助天然屏障免遭外来文化的同化；
早期藏传佛教造像吸收了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文化元素，如印度、希腊、尼泊尔，以及中国新疆、中原和内蒙古等地区，但它所呈现的地域文化风貌仍然比较独特，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风格。
随着西藏吐蕃时期外来佛教文化的快速介入，给西藏当地本土宗教（苯教）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经过漫长的斗争、融合，独具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早期藏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由此形成。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的松赞干布建造了大昭寺与小昭寺，用以供奉两位公主携带的佛像；
赤松德赞修建了耶寺供，用以供奉融合藏族、印度和汉族三种不同风格塑造的佛教造像等。出于赞普对塑像的高度关注，当时尼泊尔、斯瓦特和唐朝的外来工匠们先后来到吐蕃，进行佛教造像的设计与制作，其中还出现了不少颇具影响的吐蕃时期的造像工匠，而且得到了吐蕃赞普的赏识和重用。比如，松赞干布曾经给予阗国的一名工匠“阗派之王”的称赞。吐蕃佛教、佛像造像艺术在吐蕃赞普支持与尊崇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吐蕃的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实施了“毁佛灭法”的政策，导致很多寺庙与寺庙造像被毁坏、遗弃，仅有几座寺庙的建筑残骸及造像能留存下来，如大昭寺门楣浮雕和拉萨城郊药王山石窟中的部分石雕造像等。
在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曾经一度觉得吐蕃时期佛教造像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印度，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外来形式及风貌上。然而，伴随着大量文物的发掘以及文献记载的出现，这一传统的看法目前来看是太过片面。有关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外来的佛教造像出现于西藏的同时，受到西藏固有的传统佛教造像的排斥，导致外来佛教造像艺术不得不迎合西藏本土人们的审美、顺应西藏特殊文化环境的要求、迎合当地固有的佛教造像表现形式。作为佛教文化传播核心阶层的吐蕃王室家族，在推出藏式佛教造像艺术的过程中，以直观、间接的传播方式，促使佛教及佛教造像被吐蕃民众接受，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造像文化。《巴协》当中记录了臆断堪布寂护大师和赞普赤松德赞间佛教造像样式选择相关对话：“堪布言：‘佛陀源于印度，理应根据印度样式，塑造佛像。’而赞普言：‘若按照藏族样式，塑造佛像，一定能够使黑教（苯教的俗称）信仰的吐蕃臣民归顺佛教，请允许塑绘藏式佛像。’”当时，为塑造藏式佛像，从召集的所有民众当中选拔那些具有当地审美标准身材和容貌的优秀男女当作佛教造像的模特。按照这一塑造方法所塑造的佛教造像，其艺术效果完全达到了西藏区域中世俗化、生活化的程度。并且前提还要造像的作者要知晓当时王室家族所流行的服饰、掌握其他装饰打扮风俗，这一点在古格、敦煌壁画中的很多地方及吐蕃赞普肖像画中得以充分的认证。藏式佛教造像风格在公元7世纪诞生，流行至公元11世纪左右，其主要特色是给佛陀和菩萨们穿上了三角翻领的大长袍，头戴卷筒高帽，有的外披长褂，脚穿卷头长靴，两条长辫简单的梳理之后至前胸两侧，有时面部特征也追求骨架突出的藏人形象。凿刻于公元806年迟德松赞时期的比朵摩崖石刻群（也称“公主庙）就属于这一时期佛教造像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佛教在藏区传入之初，为了争夺苯教信徒，佛教首先从改变藏式教造像的外貌的方式来慢慢适应藏人对佛教造像的陌生感，以此来加强佛教造像对藏人的亲切感，以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这种方法古往今来在亚洲所有的佛教国家中都广泛存在。到了公元11世纪左右时，佛教在藏区拥有了大量的信徒且立住了根，此时，随着阿底峡尊者的入藏，这些样式的佛教造像显得不正规而被逐渐放弃，人们开始追求正统的梵像、盛行帕拉王朝佛教造像的形式。
吐蕃社会发展中，东路汉地中原和西路印度、尼泊尔是佛教文化初次传入的重要途径，所以，在藏式佛教造像风格整体样式不发生根本变化的基础上，形成两种艺术风格，即藏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和印度、尼泊尔藏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生长在雪域高原上的一朵历史悠久、绵延不断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奇葩，它那丰富多彩的题材和形式不仅体现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藏族人民的宗教追求和审美崇尚，而且还反映出古代西藏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的盛衰、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诸多历史信息。所有说，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是影响和形成某种艺术风格的主要原因，但纵观我国藏区佛教造像的变迁，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以形体、服饰或面部形象神态上都可以看到佛教在传入我国西藏后融合本土的变化，使藏传佛教造像逐渐摆脱异国痕迹而表现出中华文化深沉与含蓄的特征。吐蕃初期佛教造像的工匠们，从单纯地表现佛教和佛教造像源生模式开始，逐渐转变到将外来佛教和佛教造像同西藏本土佛教和佛教造像相融合的思想理念，使融合后的佛教造像更具有现实意义，更靠近中国的儒学文化，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使得外来佛教和佛教造像逐渐地适应本土的宗教需要，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猜你喜欢藏式藏传佛教吐蕃再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①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吐蕃金银器知见录紫禁城(2020年5期)2021-01-07吐蕃相论恐热降唐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6期)2020-02-12西夏及其周边吐蕃语地名考释举隅西夏学(2020年2期)2020-01-24“藏式”年味：“洛萨扎西德勒！”金桥(2018年3期)2018-12-06《弟吴宗教源流》(吐蕃史)译注(二)西藏研究(2018年4期)2018-10-30藏式碉房建筑形态与装饰色彩研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2期)2016-12-01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的思考西藏研究(2016年1期)2016-06-22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初探西藏研究(2016年3期)2016-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