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冬月，在长春的一个诗歌活动中，我获赠一册宗仁发先生的诗集新著签名本《大地上的纹理》，小三十二开本的装帧设计，简净、舒爽，如狄康卡近乡夜话，既适于寒夜的台灯下闲翻，也适于旅行的列车上默诵。在闲翻与默诵之中，我常常会在某一诗句上停下目光，安静地对其凝视与品味，或得松针之陡峭尖锐，或得老茶之绵厚冲和，其中况味，冷冽而回甘。
其实，我一直觉得，谈论宗仁发的诗歌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因为在我的心里，宗仁发诗歌的内在肌理或者称之为源头，至少有三条“秘径”不可回避。其一，他广泛的深度阅读与精准的编辑眼光;其二，他宽阔的理论视野与仁厚的学养胸襟;其三，也是最为关键和令人侧目的是，其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带来的诗歌风格的不断变化。如果离开这些来谈论宗仁发先生的诗歌，特别是最后一点，无异于隔岸观火或隔靴搔痒。这是因为，宗仁发在这本新诗集里所写的每一首诗，在我看来，都是对自己所处的尘世生活进行“去蔽”，都是在对自我当下生命存在状态进行“逼退”，既有“阅尽千帆”的思索，又有“删落繁华”的直接，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凡被掩盖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兴趣。”在他的诗歌文本里，词语虽是一种临时搭建在空虚之上的很不牢固的桥梁，但在他的正确使用下，却使我们在阅读中无限地接近事物的本真与原初。
宗仁发的诗歌，总是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与书写中，通过指尖触摸不到的词语，写出外部世界的面貌。比如他写《祭奠》，“我不过是一小堆/烧焦了的骨头”。其诗歌意象在情绪的跳跃中达成完型，既是诗人内心感性与理性的交相叠映，亦是诗人血液里涌动的略带生命寒意的哭歌。当然，诗歌写作在本质上说，不仅是与充满惰性与不透明性的外部世界的抵抗与阐释，同时也是一首诗歌的诞生，即使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追问、抵达与和解。凡此种种，宗仁发的诗歌写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捍卫自我，期冀现实世界如何抵达完美的想象过程。由想象与现实互相交织幻化而成的诗歌或艺术作品，并不会时时让写作者或阅读者感到愉悦，就像诗人西川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有时恰恰不是为了让人舒服才被写下来的。”这是因为，诗歌作为一门使用词语的艺术，在写作中如何进行词语的打磨使之得以完整地发出光芒，如何让每一个词语找到“家园的屋顶”并使之得以妥帖地安放，而不是让过于挑剔的词语因为诗人的无力而“绝望地逃走”，这实在是对一个诗人是否纯粹与成熟的衡量与觇标。
诗歌的诞生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一首诗在诞生之后如何能够在瞬间击中或打动阅读者的心灵与大脑，或者说，一首诗如何能够让阅读者的步伐跟随诗的节拍迈入诗人的想象世界，须要诗歌具备一种细节特征，而这个细节特征，就是诗歌不可或缺的质地。在宗仁发的诗歌中，他所书写的细节，或者说呈现给我们的精神质地，皆来自他对生活感觉的敏感流动和内心感情的波动，从而营造生动鲜活的意象。如果说一首诗必定是另一首诗，那么，诗人提笔写下第一行诗后，面对的仍然是和提笔之前一样的无穷的可能性。对于某一首诗的具体修改仅仅触及这无穷可能性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以有限对抗无穷，正如生命之于时间，必有莫大的哀痛与惋惜。因此，宗仁发的诗歌，并未止步于浅表的低吟与歌唱;随着生活历程的积淀与生命历练的累叠，他的诗歌在对生活万象进行描写的基础上，抽丝剥茧出人生的顿悟与哲理来。在他的笔下，这些顿悟与哲理既不是简单的规范化的人生经验的提纯，也不是格言式的抽象概括，更不是类型化的思绪寻找形象付诸笔端的白描，而是诗人对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真诚恳切的感受，其中囊括包容着已知的命运法则与未知的生命奥秘。如他写《黑夜》：“时空的每一次交错/都会散落下一些粉末/那微不足道的一切/常常令我惊愕。”多年的诗歌文本与诗学理论经典著作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或者说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之间的距离，极有可能让一个以身兼诗人、编辑与学者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的人，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兼具包容的人。此种包容，既恰切地保留了三者之间的差异与异质，亦让其间的差异与异质各自散发出应有的光芒，且让彼此收获意料之外的烛照。
在宗仁发所撰写的诸多诗篇里，我们可时时发现此种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互相烛照、互相辉映的包容。每一个诗人或者作家，在自己的内心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并在实际的创作中付之以行动。这种想法与行动，就是J.M.库切在评价瓦尔泽时说的，“开创写作的自我（或做梦的自我）的冒险，和从写作之手下浮现的迂回曲折的墨水字（或铅笔字）这类冒险，甚至使这类冒险合法化，成为一个题材。”在宗仁发的写作观念与创作实践中，重读历史等于重新进入并创造历史，重新命名等于使笔下的词语与事物再次迎着世界诞生。如他在《王朝情歌》中写道：“善良是善良者的包袱//道德是殉道者的绞架……圣洁是一种坚定的拒绝……走向真实是走向什么/是走向深渊/走向天空/是走进迷雾……”当然，诗歌不只是概念，也不可能止步于概念。在我看来，持续而带有某种惯性地去判断概念，对于写作者必然是一种精神的历险，一种灵魂对抗与和解中的欢愉;对于阅读者来说，必然会在智力上带来快感之后，产生河流去向何方的猜疑。宗仁发对此是早有怵惕的，他在自己早年的一篇文论《陶罐·路灯·纪念碑》中说：“陶罐破碎之美和路灯忽明忽灭之美，蛮荒原野的静穆气氛和现代都市的街头嘈杂喧嚣，应该寻求巧妙的契合，这样或可达到超越时空的高度。”我的理解是，宗仁發所阐扬的这一观点，即为诗歌必须要反映或回应现实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极为专断的美学主张。任何一位诗人的诗歌必然会触及现实生活，但必须提防那种现实生活的“现场直播”。
如果从加缪所说的“作品是一种告白，我需要做出见证”这一思路出发，我可得出这样一种判断：诗歌艺术对于任何诗人来说都不是全部，也不可能是全部，但至少是让诗人自我生存景况得以见证的一个手段。这一点，对于阅读和理解宗仁发的诗歌尤为重要。我一直认为，纯粹的诗人是用自己的一生苦苦坚守与追寻，为自我生命完成了一个诗意化的世界。对于诗意化的世界，诺瓦利斯曾说：“除了自我的精神，我们不能假定其他什么实在了。”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精神成长中，否定了经验的实在，肯定了自我设立的诗意的实在。在我看来，宗仁发早年的诗歌写作，或带有这样的印痕，但随着光阴的变动不居，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在他的诗中，我们亦能看到裹挟其中的，生命的痛苦、感悟与回望，生活的风雷与敲击。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生命与创作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也就是说，每一个诗人精神的场域，其实都是专属于自己类似于“拓扑学结构”的幽灵之城。在这宛若“废墟之上”的城中，既居住着万物的呼吸与对话，也居住着诗人与万物的互访与密谈。如此，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才能够实现与他者不同，才能够在不可能性中找到自我与世界秘而不宣的可能。难能可贵的是，宗仁发的诗歌写作在谋求与世界的沟通中，总是能够在“峻洁”与“凡近”之间寻到一种“文章渐老意味熟”的平衡，一种“诗思须无邪”的返璞归真。因而，“安定书院里的银杏树”，在他的笔下，就是“大人物种下的树/每天都有人观赏评述/其实你是很愿意像另一棵/藏在树丛里的小银杏树一样安静”;而“伶仃洋”在他的眼中，就是“废墟之上/所有的正确和错误/都通向同一个结果/所有的牺牲/只可能成全一个名节/时过境迁/历史神秘/未必自圆其说”。可以说，他的诗句，不倨傲，不冷僻，不妖娆，亦不作惊人语。
“毫无花态度，皆为雪精神”，宗仁发对人世冷暖的心灵烛照，对世事纷繁的灵魂洞察，皆用深入浅出，“凡近有味”的词语书写出来，这既呈现了他个体生命经验的有效累积，也映射了他对诗歌写作本身的无限尊重。他在诗歌写作中展示给我们的这种真诚，创作姿势与精神，正是我写下这篇短文的重要缘由。
[附] 宗仁发的诗两首
旅 途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河流却向相反的方向流着
两岸的诱惑
生机勃勃生长，微笑温馨
也许前面有过路人问我
雷声粗暴地把他的疑问吞没
摘下帽子，再脱光衣服
热的时候有蚊虫飞来
艾草燃起青春的蓝烟
一次次模仿
树木倒下又站起
在泉州参观沥青混合料机械厂
那些被泉水浸润过的石头
骨子里是柔软的
那些被埋藏多年的石油
内心是滚烫的
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
也要到遥远的地方去
在这里秘密集结
一同铺就通向大海的路
哪怕被车轮成年累月地碾压过
只要用真情与他们对话
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循环往复
一次次成为大地的琴弦
——选自宗仁发诗集《大地上的纹理》（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葛筱强，原名葛晓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协签约作家。白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曾获吉林省第十一届长白山文艺奖、首届杨牧诗歌奖金奖、第五届吉林文学奖、第六届公木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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