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涛，常诗博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6)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持续在农业经营、农村治理与农民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实现了国家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国[1]。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实现了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我国“三农”工作开始转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战略任务。然而，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制约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因素。
乡村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人才匮乏、乡村结构“空心化”、粮食安全、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发展不平衡等表面问题，还存在着国家主导力量与农民主体力量不平衡和国家正式规制与农村非正式制度不协调等深层次问题，制约着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3]。在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4]。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武器，增强农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催化剂。
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决定了其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当前，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西部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全局的推进。政府绩效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5-6]，有必要对乡村振兴发展绩效进行跟踪研究，从实证角度给出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究竟怎样的答案。但是，目前大部分学者选取省域为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对象，西部地区作为乡村振兴主战场受关注度相对不足。因此，本文以2016—2020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深入分析乡村振兴实施成效深挖存在的短板，从而扩大西部地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和广度，对于进一步推进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是对乡村振兴成效进行准确测算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精准概括，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7]。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转变大众对乡村的固有观念，坚持走改革发展的道路，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全体农民，农民既是乡村建设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乡村振兴的动力源于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激发内部创新发展要素活力使之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力量；
内容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方面，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物质、文化、生态、人才基础和组织保障；
途径是协同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稳定增收和城乡融合发展；
目标是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革新和产业融合升级提高乡村自身竞争力[8-9]。对乡村振兴科学内涵的梳理有利于理解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前路在何方，对构建评价体系测度乡村振兴水平起到关键性作用。
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有效测度是评价区域间乡村振兴实际水平、优化乡村振兴政策与模式的基础。国外学者HARRINGTON V聚焦乡村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就业、人口、住房条件和偏远程度等指标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发展指数进行测度[10]。DUENCKMANN F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从幸福感、治理效果、农业发展水平3个维度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11]。国内学者对乡村振兴指标体系与分析模型建构分为两阶段。2018年以前，学者们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李立清等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构建5维评价体系[12]；
李秀霞等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地域特色”构建“4+X”维评价体系[13]；
郭翔宇等从新型农民、发达农业与和谐农村3个维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水平进行测度[14]。
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乡村振兴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地位，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按照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维要求，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5]。国内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关注度不断提高，开始探讨对乡村振兴水平如何科学测度。第一类研究基于乡村振兴的五维要求构建评价体系，但是指标层各有侧重。陈秧分等聚焦国家食品安全、农业绿色发展、主体培育、全面小康等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建评价体系[16]；
吕承超等着眼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构建评价体系，探索区域差距与空间极化，发现东部地区内部差距较大，东、西部地区间差距较大[17]；
马瑛等在乡村旅游导向下评价乡村振兴绩效，认为旅游业可以对乡村产业和生活富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18]；
刘瑾等认为传统的研究存在数据滞后和更新缓慢的现象，于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乡村称号，作为微观数据评价乡村振兴水平[19]；
张琦等基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视角构建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在指标设计中将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基础相结合，考察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20]。第二类研究聚焦于乡村发展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所选取的角度多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或制约乡村发展的短板。申云等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对我国农村居民富裕水平进行测度，从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状况两方面构建评价体系[21]；
鄂施璇应用韧性理论评价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绩效，从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乡村治理5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22]；
刘养卉等认为农业现代化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可以解决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和农业可持续发展3个方面设计了评价体系[23]。
通过梳理文献笔者发现，现有研究对象的选取多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研究相对不足。少部分研究着眼于西部地区，但是缺乏区域间比较研究和对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的深刻总结。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西部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并结合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特点建立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评价2016—2020年的乡村振兴平均水平，为挖掘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实施成效提供有力的证据。
(一)理论基础
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交通设施、科技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乡村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着全国整体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此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要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方面全面发展。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量，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生产的“质”和“量”是产业兴旺的基础，而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链是产业兴旺更深层次的要求。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但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等，可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生态宜居在乡村振兴中居于基础性地位[24]，要求在乡村发展的同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宜居更强调动态升级，注重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提升[25]。西部地区生态治理中，既要关注荒漠化等自然环境治理难题，也要从垃圾处理、厕所改造、污水处理中优化居住环境。乡风文明建设可以在乡村中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26]。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既要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也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技术对文明的促进作用。治理有效是自治、法治、德治的综合体现[27]。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挥德治对乡村治理的作用，重视对老年群体、生活困难群体的帮扶。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生活富裕不仅体现在收入富裕还体现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消费升级和民生保障[28-29]，缩小城乡差距。
(二)指标选取
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栏1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参考陈俊梁[30]及申云[31]等人的研究，结合西部地区农村实际，遵循突出重点和数据可获取的原则，构建了包含5个维度22个变量的乡村振兴价指标体系(见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产业兴旺由农业机械年末总动力等4个二级指标测量，分别体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和乡村产业经营状况；
生态宜居由化肥施用强度等4个二级指标测量，分别体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绿化覆盖和厕所普及情况；
乡风文明由农村居民观看艺术团演出次数等6个二级指标测量，分别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情况、农村居民教育娱乐文化支出情况和受教育程度；
治理有效由选举投票参与率等4个二级指标测量，分别体现村庄规划管理情况、村集体治理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
生活富裕由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等4个二级指标测量，分别体现生活能力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作为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的评价方法，因为此方法相较于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可以将多个观测变量转换成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这些综合指标往往不能直接观测到，起到了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的降维功能。因子分析模型如下：
(1)
其中，m≤p，F1，F2，…，Fm为初始变量的公共因子，εi为变量Xi的特殊因子(i=1，2，…，p)。记
表1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F=(F1，F2，…，Fm)T，ε=(ε1，ε2，…，εp)T，则因子模型的矩阵形式记为X-μ=AF+ε。矩阵A称为因子载荷矩阵，系数αij称为变量Xi在因子Fj上的载荷。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12省(区、市)的统计数据并求其均值为数据研究样本，目的是追求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及科学性。数据主要源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等。为消除数据间单位不一致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数据符合正态分布N～(0，1)具备可比性。由于评价体系中存在负向指标，所以在分析前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在各指标无量纲化的基础上，假设有n个省份，m个指标，可形成统计指标数据矩阵X=(xij)m×n。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3)
Xij为处理后的第i个省份第j个指标的值，其中1≤i≤n，1≤j≤m。
(一)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
本文数据处理选用软件SPSS25.0，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来判断本文构建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和共同富裕评价体系是否适宜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KMO值主要检验并测度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数值越接近1，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越强，适宜做因子分析。在乡村振兴评价体系中，KMO值为0.575大于0.5，满足要求。显著性P值为0小于0.05，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拒绝原假设，各指标间具有相关性，故该评价体系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2 乡村振兴评价体系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和Bartlett检验
(二)提取公因子
遵循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原始变量中提取公共因子、成分得分系数和总方差解释，结果如表3所示。
评价体系中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有6个特征值大于1，符合因子分析特征值要求。乡村振兴评价体系的公因子1至公因子6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1.953%、21.071%、14.252%、10.492%、8.075%和7.228%，旋转载荷平方和累积贡献率为83.071%，表明影响力度较大。所以，笔者选取公因子来解释各指标具备科学性，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为避免在对数据进行实际意义解释时出现分歧，笔者采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4)，建立起具有相关性的公因子评价指标体系。
表3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总方差解释
在乡村振兴评价体系中，共得到6个因子评价指标体系：(1)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公因子F1方差贡献率最大，为21.953%，表明在指标体系中最为重要。一方面，农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3个变量均表示农村居民除生存支出外为满足更高发展需求的支出，故可将其视为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化肥施用强度、农村厕所覆盖率、农村自来水覆盖率3个变量均反映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以及为以后发展奠定的基础，故可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F1可称为“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2)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因子。公因子F2方差贡献率较大，为21.071%。农业机械年末总动力、农村网络覆盖率2个变量均表示农业生产技术，可将其视为农业现代化水平；
农村文化机构覆盖率、基层党组织及社会组织占比、养老院覆盖率3个变量反映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因此，F2可称为“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因子”。(3)生产经营能力因子。公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14.252%，该公因子中在粮食单产量、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农村人均经营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反映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和收入水平。因此，F3可称为“生产经营能力因子”。(4)幸福感因子。公因子F4的方差贡献率为10.492%，该公因子在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农村居民观看艺术团演出次数、低保人数占比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反映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程度。因此，F4可称为“幸福感因子”。(5)生态绿化因子。公因子F5的方差贡献率为8.075%，该公因子在森林覆盖率上有较大载荷，反映出农村绿化程度。因此，F5可称为“生态绿化因子”。(6)乡村治理因子。公因子F6的方差贡献率最低，为7.228%，该公因子在选举投票参与率、农村道路硬化率上有较大载荷，反映出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乡村建设水平。因此，F6可称为“乡村治理因子”。综合分析，提取的6个公共因子涉及乡村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的信息，所得到的因子方差贡献率波动幅度在可控区间内，说明本文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4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
(三)因子得分计算与排序
笔者在计算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因子得分时采用回归分析法。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和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分别计算出F1～F6的得分，从不同层面反映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再将各个公共因子的得分按照各自的权重加权平均，可得西部地区12省(区、市)综合得分F和排名。各公因子得分和因子加权综合得分函数如下：
F1=-0.030X1+0.056X2+0.120X3-0.053X4-
0.150X5+0.005X6+…+0.149X21+0.037X22，
(4)
F2=0.031X1+0.129X2-0.012X3-0.080X4+
0.010X5+0.006X6+…-0.0107X21+0.067X22，
(5)
F3=0.231X1+0.110X2+0.245X3+0.333X4-
0.006X5-0.033X6+…-0.071X21+0.062X22，
(6)
F4=-0.025X1-0.140X2-0.132X3-0.032X4-
0.080X5+0.123X6+…+0.067X21-0.023X22，
(7)
F5=-0.227X1+0.193X2+0.062X3+0.135X4-
0.008X5+0.381X6+…-0.326X21-0.256X22，
(8)
F6=-0.052X1-0.032X2+0.043X3-0.121X4+
0.104X5+0.032X6+…+0.022X21+0.487X22，
(9)
F=0.264F1+0.254F2+0.172F3+0.126F4+
0.097F5+0.087F6。
(10)
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部12省(区、市)的原始数据标准化后分别代入各公因子得分线性方程及综合得分函数，计算出各省(区、市)的公因子得分和综合因子得分(见表5)。
表5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各因子及综合评价得分
从乡村振兴实施成效得分结果可知，综合得分排名靠前的为四川、广西、内蒙古、陕西4个省(区)，得分居中的为重庆、新疆、宁夏、云南4个省(区、市)，得分靠后的则为贵州、甘肃、青海、西藏4个省(区)。整体而言，具有经济强市、交通优势、产业资源优势的省(区、市)乡村发展较好，资源优势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但是经济综合实力和区位优势并非是影响乡村振兴成效得分的决定性因素，重庆市虽然为西部地区经济强市，但乡村振兴实施成效综合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匹配。此外，乡村振兴综合得分靠前的省(区、市)并非所有分项因子排名均位于前列，在某些因子上存在着劣势，这有待补齐短板实现整体协调发展。本文根据乡村振兴评价的综合得分结果，将12省(区、市)划分为3个梯队，结合实证数据结果对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进行评价。
第一梯队为四川、广西、内蒙古、陕西4个省(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较好。四川省的GDP排名位列西部第一，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城市经济发展的红利可以外溢到乡村，造就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水平、人均产值和收入情况高于其他地区，因此，“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和“生产经营能力”因子得分较高。但是，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有所欠缺，导致“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得分较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使四川省的教育财政支出比重呈增加态势，但地区教育发展差异明显。成都市等经济强市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05年，而作为“三州”地区之一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不足，仅为6.89年，区域间教育普及程度并未协调发展。广西具备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区位优势为其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增添了乡村发展的活力，随着农业科技人才不断下乡和党建引领乡村建设以及养老服务的深入发展，广西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与服务能力双重提升。此外，化肥施用强度大、农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小和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是造成“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得分偏低的主要原因。内蒙古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草原文化，有利于乡村旅游业和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牧民人均产值和收入的增加，退耕还草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使乡村更加宜居，因此生产经营能力和生态绿化因子得分较为理想。内蒙古牧区与农区相对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养老院等服务场所和网络覆盖率低以及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难度大等问题拉低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和“幸福感”因子的得分。陕西城镇化水平位于西部前列，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使乡村更加宜居，实现了公共服务区域均等化，同时陕西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基层党组织及社会组织占比高于西部其他地区，强有力的党建引领带动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因子得分的提升，并且陕西省近年来将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养职业农民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而提升了农民发展潜力。但由于地理条件影响了其交通发展，尤其是在秦巴山区，优势的农产品资源难以转化为农民收入，从而导致“生产经营能力”因子得分难以进一步提升。整体而言，第一梯队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经济发展红利外溢到乡村，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农业生产过分依赖化肥、农药以及垃圾无害化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第二梯队为重庆、新疆、宁夏、云南4个省(区、市)，乡村振兴水平居于中游。重庆市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枢纽，在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集聚上具有优势。近年来，数字电商、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等帮扶措施的不断实施，为重庆带来了产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环境改善等利好，“生产经营能力”和“幸福感”因子得分良好，但重庆市集合了城区、农村、山区、库区等多种功能区，地形特点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困难，造成了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养老院覆盖率不足等问题，影响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因子的得分。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具备经济作物资源优势，也是我国主要畜牧产品产区之一，同时还是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促进了农牧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其资源优势使得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经营收入占比较大，“生产经营能力”因子排名在西部地区位于前列。但是，新疆部分地区同样受自然条件约束，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较低，农业生产中存在大量使用农用薄膜等现象，增加了垃圾无害化治理难度，使“幸福感”因子得分受到影响。宁夏依靠政府政策资金扶持和枸杞、牛羊肉等特色农产品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村地区的自来水、厕所、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收入逐步增加，但该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村文化机构覆盖率和养老院覆盖率低，从而影响了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云南省的森林覆盖率在西部地区12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其林业资源为乡村生态建设贡献了力量，“生态绿化”因子得分最高，但与生态绿化优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存在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结构失衡的问题，靠近省会的乡村网络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垃圾处理率、养老院覆盖率均高于边境地区的乡村，而且边境地区乡村存在经济体量小、人口密度低、消费能力差等问题，难以吸引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影响了“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的得分。整体而言，第二梯队各省(区、市)近年来都以发展特色农村产业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起到了为农户增收的作用，但是第二梯队各省(区、市)均存在明显的短板，如基础设施不完善、留守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自然条件不佳等，阻碍了其乡村发展。
第三梯队为贵州、甘肃、青海、西藏4个省(区)，乡村振兴水平较为靠后。贵州省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乡村基层组织与农民联系紧密，基层党组织及社会组织占比、选举投票参与率、养老院覆盖率等方面表现良好，带动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和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但粮食单产量低，从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生产经营能力”因子的得分在西部地区排名靠后。甘肃省近年来在省委的领导下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农村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但是存在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附加值低、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影响村域经济发展。农村留守劳动力因为能力、年龄等多种因素限制，仅以务农作为生计的主要渠道，从而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生产经营能力”因子得分较低。青海拥有特色高原资源禀赋，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各因子评分均较低。由于青海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聚集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在社区服务过程中需要尊重不同的文化背景，为服务提供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有待从农村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两方面综合提升。西藏在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农村居民观看艺术团演出次数等指标上评分较高，农民幸福感不断提升。虽然在脱贫攻坚时期初步构建了基础设施体系，但尚存在体系不健全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西藏偏远县区表现尤为明显，也严重影响了其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乡村公共服务能力。整体而言，第三梯队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迟缓进而影响乡村建设，同时生计策略单一、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劳动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乡村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以2016—2020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统计数据平均值为研究样本，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评价体系，并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共得到6个公因子，分别为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因子、生产经营能力因子、农村居民幸福感因子、农村绿化因子、社会治理因子。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因子综合评价得分结果，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效果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四川、广西、内蒙古、陕西；
第二梯队为重庆、新疆、宁夏、云南；
第三梯队为贵州、甘肃、青海、西藏。位列第一梯队的省(区)经济综合实力强，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近年来实现了农民增收，但各公因子间发展不均衡，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位列第二梯队的省(区、市)注重产业兴旺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发展产业，但存在明显制约乡村振兴水平的短板，表现为留守劳动力教育程度限制高质量就业、自然环境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等。第三梯队的省(区)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水平得到提升，但受经济发展、农户生计策略、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结构等因素限制，影响了乡村进一步发展。
西部地区虽然在区位因素、人力资本、科学技术、自然条件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差异，但是西部地区富含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等，所以要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乡村经济并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不仅要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帮扶力度，而且要把握重点、攻克难点，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同频共振，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笔者结合乡村振兴因子评价结果和实施成效，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教育普及、基层治理和城乡协同5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村域经济共同体，利用优质资源，大力发展乡村产业
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发展绿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西部地区拥有中草药、瓜果、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牛羊等特色畜牧产品，在实现绿色种植、科学养殖的基础上，通过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西部地区还拥有古民居、古民俗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可以通过保护和传承实现乡村乡风文明，还可以深挖文化资源价值，发展西部特色旅游业，充分利用国家给予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吸引资本、龙头企业、技术、人才下乡，做大做强产业配套设施，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同时也要发展集体经济，在致富带头人引领下，通过明细产权、统一经营、多元共管等方式，带动农村居民融入农村产业发展，使其实现可持续性增收。
(二)注重自然资源保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居住环境
西部地区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整合力量突破生态治理瓶颈，发展生态经济，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推进。西部地区同时存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以生态治理为抓手，做好防风固沙，改善人居环境。土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大资源，通过健全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体系、放活土地经营权、盘活集体建设用地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方式，充分激活土地要素[25]。根据西部各省(区、市)的特点，综合考虑经济水平和环境承载力等因素，通过新技术因地制宜地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提高自来水覆盖率、厕所覆盖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网络覆盖率。
(三)发挥乡风文明建设作用，重视教育对村民发展的功用
通过文化建设转变西部乡村固有的传统“农耕思想”和“读书无用”思想，弘扬和发展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瑰宝，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家庭增加教育文化支出，发挥教育对贫困代际传播的阻断作用。由县、乡政府牵头，村委会动员，鼓励农民接受再教育，使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的分配，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及其城乡教育差距。提高西部地区教师的待遇，实施教师岗位技能培训常态化，提升教师素养，为乡风文明建设输送“新鲜血液”。
(四)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治理的关键作用
脱贫攻坚时期，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乡村发展的措施，如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为乡村基层治理注入了活力。乡村振兴时期在继承发展脱贫攻坚时期经验的同时建立一条包含以党建为引领，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为桥梁[9]，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道路。以公开村务信息和明确实现农民增收及人居环境改善为乡村治理落脚点，激发村民参与基层事务的内生动力，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把德治贯穿于自治全过程，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培养农民的集体意识和大局意识，使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维护共同利益。我国乡村社区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习俗和道德的调节约束作用不断被弱化，法治在乡村治理中愈发重要[32]。注重培育村民的法治精神，不仅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遵从而且表现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保障性作用。
(五)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脱贫攻坚时期以“两不愁三保障”为底线，解决了农民吃、穿、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但是由于内生动力不足而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也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制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是立足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禀赋，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深化改革[33]。一方面要做好与既有政策的衔接和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城乡间要素流动，降低收入、能力、资源间的不平衡，使城市经济发展的“红利”外溢到乡村，切实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增进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充分发挥城市近郊农村的区位优势，积极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发展智慧型、服务型产业。
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发展前景广阔，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从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助力乡村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减少生计风险，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同频共振、耦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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